魯迅

周樹人
攝於1933年
字	豫才
出生	(1881-09-25)1881年9月25日（光緒七年八月初三）  大清浙江省寧紹台道紹興府會稽縣 （今浙江省紹興市越城區）
逝世	1936年10月19日(1936歲—10—19)（55歲）  中國上海市引翔區 （今上海市楊浦區）
墓地	中國上海長寧區上海萬國公墓（1936年—1956年）  中國上海市虹口區魯迅公園魯迅墓 （1956年至今）
筆名	魯迅（詳見§曾用筆名一節）
職業	文學家、評論家
語言	國語、吳語、日語、文言，略通德語、英語
國籍	大清（1881年—1911年）  中華民國(1912年-1928年)  中華民國（1928年—1936年）
民族	漢族
教育程度	大學自退
母校	江南礦務鐵路學堂 東京弘文學院 東北帝國大學
創作時期	1918年—1936年[註 1]
體裁	雜文、小說、散文、詩歌
主題	國計民生
文學運動	新文化運動 五四運動
代表作	《吶喊》 《狂人日記》（首篇白話文創作） 《阿Q正傳》 《野草》 《孔乙己》 《祝福》
配偶	朱安（1906年7月6日至其逝世）
伴侶	許廣平（1927年起同居至其逝世）
子女	周海嬰
親屬	曾祖母：戴太君（1813年—1892年） 祖父：周介孚（1836年—1904年） 祖母：蔣太君（1841年—1910年） 叔祖：周玉田 父：周伯宜（1859年—1896年） 母：魯瑞 二弟：周作人（1885年—1967年） 三弟：周建人（1888年—1984年）
簽名
漢語名稱
正體字	魯迅
簡化字	鲁迅
標音 官話 （現代標準漢語） - 漢語拼音 Lǔ Xùn - 威妥瑪拼音 Lu3 Hsün4 - 國際音標 [lù ɕŷn] - 國語羅馬字 Luu Shiunn 閩語 - 白話字 Ló͘ Sìn - 台語羅馬字 Lóo Sìn 粵語 - 國際音標 [lo̬u sɵ̄n] - 粵拼 Lou5 Seon3 - 耶魯拼音 Lóuh Seun
本名
正體字	周樹人
簡化字	周树人
標音 官話 （現代標準漢語） - 漢語拼音 Zhōu Shùrén - 威妥瑪拼音 Chou1 Shu4-jen2 - 國語羅馬字 Jou Shuhren

周樹人（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字豫山、豫亭，後改字豫才，筆名魯迅，浙江紹興人，中國近代作家、設計師、新文化運動領袖之一。魯迅生前創作了雜文、短中篇小說、文學、思想和社會評論、學術著作、自然科學著作、古代典籍校勘與研究、散文、現代散文詩、舊體詩、外國文學與學術翻譯作品和木刻版畫的研究，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產生了極大影響，韓國文學評論家金良守稱他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魯迅在中國有「民族魂」之稱。

清光緒七年八月初三（1881年9月25日），魯迅出��於浙江省紹興府會稽縣府城內東昌坊口（周家西門口西軸線上，今屬紹興市越城區魯迅中路229號魯迅故居西次間樓下，魯迅紀念館西側）^[1][2][3][4]的書香門第，覆盆橋周氏家族，名為周樟壽。祖父周福清（1838—1904年），同治十年（1871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江西金谿縣知縣，捐內閣中書。父親周伯宜（1861—1896），秀才出身。

魯迅童年生活於百草園、咸亨酒店、外婆家一帶的農村等地，成為後來魯迅的兩部小說集《吶喊》、《彷徨》和散文集《朝花夕拾》的重要素材來源。魯迅頗受演化論思想影響，愛讀新思想的書，尤其是翻譯的小說。

1892年（光緒18年），10歲就讀於家鄉壽鏡吾開設的私塾三味書屋。

1893年（光緒19年），周福清因為向浙江鄉試主考官殷汝璋行賄，謀求其子周伯宜錄取，被殷汝璋舉報，而被革職下獄，魯迅兄弟則被安插到離城有三十多里的皇甫莊大舅父的家中避難。周福清科舉舞弊案判處了「斬監候」，周家為了使周福清得以活命，每年花費大筆資金疏通官府，直到八國聯軍事件之後，周福清才被赦免。但這八年的支出，周家家道衰落，同時期父親周伯宜也重病在床，1896年病故。家庭的變故對魯迅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註 2]}。

1898年，魯迅後來在自敘傳略寫道：「我漸至於連極少的學費也無法可想；我的母親便給我籌辦了一點旅費，教我去尋無需學費的學校去，因為我總不肯學做幕友或商人，———這是我鄉衰落了的讀書人家子弟所常走的兩條路。」1898年4月，魯迅離開家鄉的三味書屋，進入金陵「無需學費的學校」：新式學堂江南水師學堂，因為遠房的叔祖周慶蕃（號椒生）在這所學校教漢文，兼當管輪堂監督。並改名為周樹人。「那時候考學堂本不難，只要有人去無不歡迎，所以魯迅考入水師，本來並不靠什麼情面，不過假如椒生不在那裡，也未必老遠的跑到南京去。」魯迅後來這樣回憶起當時離家的情景：「我要進學堂去了，彷彿是想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我的母親沒有法，辦了8元的川資，說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為那時讀書應試是正路，所謂學洋務，社會上便以為是一種走投無路的人，只得將靈魂賣給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然而我也顧不得這件事，終於到N進了K學堂了。」5月份入學，經過三個月的試讀後補為正式生，分在管輪班。在後來的回憶錄中對這一段經歷有相當多的描述：「總覺得不大合適，可是無法形容出這不合適來。現在是發現了大致相近的字眼了，『烏煙瘴氣』，庶幾乎其可也。只得走開。」教師思想太陳舊太迷信，只會照本宣科，有位漢文老師說地球有兩個，一個叫東半球，一個叫西半球，一個自動，一個被動，讓魯迅哭笑不得。海軍學校學生按理應天天習水，學堂原有大游泳池，因為淹死了兩個學生就被填平，還在上面造了個小小的關帝廟來鎮邪。第一學期期末，學校新來一個派頭十足的教師。在學生面前他總是把眼睛瞪得大大的，裝成學者的架勢。有次上課點名，他把學生「沈釗」的名字念成「沈鈞」，引起一陣哄堂大笑。後來魯迅和同學們都稱這位教員叫「沈鈞」。於是總辦在兩天之內宣布：給魯迅和另外十幾個同學記了兩次小過，兩次大過，再犯一次小過，就得開除了。1898年10月，轉考入南京礦務鐵路學堂，簡稱礦路學堂。

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礦路學堂於1899年2月開學。該學堂實際也就招生了一屆（1898年10月至1902年1月共24人）。與陳衡恪結下友誼。學校的主要目的是採煤，所以學校的功課以礦務為主，魯迅感到非常新鮮。魯迅自學了《全體新論》和《化學衛生論》之類，和先前父親生病時醫生的議論和方藥比較起來，「便漸漸的悟得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同時又很起了對於被騙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從譯出的歷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維新是大半發端於西方醫學的事實。」在該校三年學習，魯迅掌握了德語，後來據此翻譯了《死魂靈》；很刻苦的整本抄地質學的講義，學了些科學知識；教員中有新黨，喜歡看時務報，魯迅也受到維新和革命的影響。

三年時間裡魯迅學了《礦學》、《地質學》、《測算學》和《測圖學》等課程，考試成績優秀。魯迅散文《朝花夕拾》回憶：

到第三年我們下礦井去的時候，情況實在頗淒涼，抽水機當然還在轉動，礦洞裡積水卻有半尺深，上面也有點漏水下，幾個礦工便在這裡鬼一般工作著。

1902年1月畢業時獲得金質獎章。魯迅的畢業執照（畢業證）寫著：

學生周樹人，現年廿一歲，身中面白無須，浙江省紹興府會稽人，今考得一等第三名。

畢業後考取了「南京礦路學堂畢業奏獎五品頂戴」的官費對日留學生。魯迅後來回憶說：「畢業，自然大家都盼望的，但一到畢業，卻又有些爽然若失。爬了幾次桅，不消說不配做半個水兵；聽了幾年講，下了幾回礦洞，就能掘出金銀銅鐵錫來麼？實在連自己也茫無把握，沒有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的那麼容易。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鑽下地面二十丈，結果還是一無所能，學問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了。所餘的還只有一條路：到外國去。」

魯迅與周作人、郭沫若、郁達夫等著名作家均為留日派。1902年2月，二十歲的魯迅赴日本，在寫給弟弟周作人的信中，他說自己要入讀成城學校——日本為留學生開設的一所陸軍士官預備學校。當時凡進成城學校的留學生，均由中國留學生陸軍監督審批，所以魯迅未能進入。只好先入東京弘文學院（日本專為中國留學生創辦的速成性質的學院，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柔道創始人嘉納治五郎開辦該校，普通科二至三年，速成科有六個月、八個月、一年、一年半不等），入編江南班（班次以學生省籍編排）。魯迅是江南班中第一個剪掉辮子的。魯迅在弘文書院除了學日語，也經常上嘉納治五郎親自教的柔術課。

魯迅與許壽裳、陶成章等浙江籍留日學生在東京組織浙江同鄉會，會上決定出版百科全書式的月刊《浙江潮》，成為留日學界宣傳革命的重要刊物之一。魯迅從創刊時起，就訂購保存並積極撰稿支持。所撰稿子除了從德文版翻譯各種歐美小說，還有礦物地質論文等。1903年，魯迅參加了鼓吹革命的「浙學會」。在《浙江潮》上，魯迅以筆名「索子」於1903年發表近萬字的《中國地質略論》，是中國首次使用「侏羅紀」、「白堊紀」等地質年代中文名稱（從日文翻譯），中文首次使用「猿人」、「化石」，明確提出地質學一詞並下定義「地質學者，地球之進化史也，凡岩石之成因，地殼之構造，皆所深究」。在前文基礎上，1906年魯迅與路礦學堂同學顧琅合著完成著作《中國礦產志》，此書被晚清、民國初期的教育部門指定推薦為「國民必讀」和「中學堂參考書」。這兩部作品是中國人寫的最早地質專業論文之一（實際上在數月前已有地質文章發表）。1903年，魯迅在《月界旅行》的序言中的《說鈤》一文，刊發於《浙江潮》刊物上；這裡的「鈤」是指化學元素「鐳」，距瑪麗·居禮獲諾貝爾獎只隔了半年。

1904年4月，從東京弘文學院畢業，獲得「日本語及普通速成科」文憑。按清政府給予的官費資格，魯迅應該升入東京帝國大學工科所屬的採礦冶金科學習。但魯迅決意學醫，理由是：

• 西醫對日本的維新有助力；
• 畢業回國後救治像他父親那樣被中醫誤治的病人的痛苦，還可以促進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
• 魯迅自幼牙齒不好

因看不慣一些留日學生的吃喝玩樂，所以選擇遠離東京、地處東北偏僻小城鎮的仙台醫學專門學校（1912年改制東北大學醫學部）。中國駐日公使兼留學生監督楊樞向該校校長發出照會，介紹魯迅入校。魯迅成了該校第一個中國留學生，學制四年，學校不收魯迅學費。^{[註 3]}在仙台給魯迅影響最大的是解剖學老師藤野嚴九郎。^{[註 4]}魯迅對醫專生活的印象，第一是死記硬背：「校中功課，只求記憶，不須思索，修習未久，腦力頓錮。四年而後，恐如木偶人矣。」第二是課時太多，無暇譯述：「而今而後，只能修死學問，不能旁及矣，恨事！恨事！」

1904年年底，魯迅成為光復會第一批會員。

1906年魯迅在醫專課堂上觀看老師播放的日俄戰爭的幻燈片，裡面有中國人給沙俄當坐探，被日軍逮捕以間諜罪槍斃砍頭，大量本地中國人圍觀。魯迅認識到「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決定棄醫從文。^{[註 5]}1906年3月，醫專作為大二生退學。告訴許壽裳：「我決計要學文藝了，中國的呆子，壞呆子豈是醫學所能治療的麼？」

1905年12月8日，陳天華蹈海自盡，魯迅參加了陳天華追悼會。^{[註 6]}

1906年，遠在日本仙台醫學專門學校留學的魯迅被母親魯瑞用「母病速歸」的電報召回，在7月26日遵照母親的意見而與時年28歲的朱安結婚^[7][8]，但一生幾未與朱安有行夫妻之實（據荊有麟回憶，魯迅稱「多年來只有兩三次」）。新婚後第四天魯迅就又和二弟周作人等東渡日本^[8]（相傳為魯迅住了三天就前往日本，但參照周作人日記，魯迅當年並非婚後第四天東渡，而是住到秋天才動身的^[9]，八九月份之間）。魯迅非常不喜歡這位傳統的妻子，無論是在北京還是在浙江紹興老家，魯迅都盡力防止與朱安見面，而朱安大部分時間就是照顧魯迅的母親^[10]。1906年6月，魯迅再次東渡日本之後，從仙台來到東京，將自己的學籍從仙台醫專列入東京獨逸語學會（現獨協大學）下屬的德語學校。^{[註 7]}1907年夏，魯迅與許壽裳、周作人、袁文藪、蘇曼殊等人嘗試創辦文藝雜誌《新生》但終未出版。在此期間與周作人合譯英國哈蘭德、蘭格合著小說《紅星佚史》，並於同年年末於商務印書館出版單行本，同時在《河南》雜誌創刊號發表《人之歷史》。^[11]

1908年，章太炎流亡東京，魯迅在章太炎家聽《說文解字》《莊子》《楚辭》等，成為章太炎的學生。1908年1月和6月，於《河南》雜誌發表《摩羅詩力說》、《科學史教篇》。1908年8月，於《河南》雜誌發表譯著匈牙利籟息的《裴彖飛詩論》，同時發表《文化偏至論》。1908年12月，受章太炎影響，魯迅於《河南》雜誌發表《破惡聲論》。^[12]

1909年魯迅從日本回到中國，擔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今杭州高級中學）優級生理學、初級化學教員，紹興府中學堂監學兼博物學教員，紹興山會初級師範學堂（今紹興文理學院）校長等職務。後寫出第一篇小說《懷舊》（文言文小說）。

1912年，魯迅到中華民國教育部工作，1914年與其他章太炎弟子錢玄同、許壽裳促成教育部通過章太炎的記音方案，作為國語的標音符號，即今日仍在台灣通用之注音符號前身。

袁世凱做大總統後，他隨政府搬到北京，歷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1科科長、教育部僉事。這時，他沉迷於收集研究拓本之中。後重新投身新文化運動。1916年袁世凱病亡，國人「皆喜形於色」^[13]，魯迅不畏流言，於6月15日隨友前往弔唁。^[14]

一種比較流行的說法是，魯迅曾受許壽裳邀請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後為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擔任教授，但實際上許只在1923年7月聘魯迅為兼任教員，也不曾在次年改聘魯迅為教授。1925年8月12日，章士釗免去魯迅教育部僉事之職，同月22日魯迅赴平政院狀告章士釗，次年3月23日魯迅勝訴，在其互辯書和裁決書等官方文書中，均以女師大「兼任教員」（即「講師」）身份出現。^[15]

1920年9月蔡元培簽發《北京大學聘書》邀請魯迅到北京大學後，其職務也是講師。這是由於當時按照慣例一般只有專任教師才可聘為教授，兼課者為講師。但魯迅和女師大關係較深，女師大校務停辦後曾任組校務維持會委員，也曾呼籲社會關注女師大。1926年2月1日，他被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校長易培基破格聘請為國文系教授。^[15]

1918年，36歲的周樹人首次用「魯迅」為筆名，在《新青年》上發表中國史上第一篇用現代形式創作的短篇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1921年12月，他還發表中篇小說《阿Q正傳》。1924年，魯迅、周作人、林語堂、錢玄同等人創辦同人周刊《語絲》。

1924年，諾貝爾文學獎提名、印度大詩人泰戈爾來訪紫禁城，北京方面安排魯迅與泰戈爾會見且合照。當時中國文壇對於泰戈爾訪華的評價趨於兩極化，魯迅將其訪華評價為「做了一瓶香水」。

魯迅共做了14年的中華民國北洋政府的公務員，主要的業績有：擔任國語統一會教育部代表，協調制定注音字母（與馬裕藻、朱希祖、許壽裳、錢稻孫共同提議並執筆文案「統一讀音，不過改良反切，故以合於雙聲疊韻的簡筆漢字最為適用」）；與錢稻孫、許壽裳2位科長合作中華民國國徽設計案，執筆《致國務院國徽擬圖說明書》（說明書全文詳見2005年版《魯迅全集》）；並設計了當時北京大學的校徽，系「北大」二字的美術字體；分管圖書情報（圖書資訊）業務：督導京師圖書館（後來的北京圖書館，現在的中國國家圖書館）等。直到1925年4月章士釗受北洋政府任命成為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支持當時被任命為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校長的楊蔭榆壓制反對其校務施政的學界浪潮，魯迅在當中是非常積極帶領學界與章多次交鋒抗爭，而被章免職。

到8月章強令關停北京女子師大，為此魯迅向中華民國平政院提起行政訴訟並勝訴^[16]，依法可以復職，但他選擇離開政府體系。好友易培基接任教育總長後，簽署了讓僉事周樹人復職的命令，並以兼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校長身份發出新的教授聘書，1926年三·一八慘案爆發後，易培基等都被中華民國臨時執政段祺瑞通緝了，不過魯迅並沒有被通緝^{[註 8]}。蔡元培將教育部改革為大學院期間（1927年12月至1931年12月），魯迅被蔡元培聘為大學院「特約撰述員」，每月工資300圓^[17]。大學院改回教育部後，這筆工資名義改為「教育部編譯費」，仍按月支付，4年魯迅共領薪水14700圓大洋^[17]。1932年起，魯迅不再兼任教育部「特約編譯」。

1919年11月，魯迅、周作人、周建人三兄弟賣掉紹興的老宅，合力購置北京西城八道灣11號三進的四合院，全家居住於此。1923年7月18日，周作人寫信與魯迅絕交。據稱兄弟失和的原因，是因為魯迅調戲弟媳羽太信子，而另外的說法，是因為魯迅對羽太信子持家奢侈不滿。隨後魯迅搬到磚塔胡同居住。

1926年8月，魯迅因支持北京學生愛國運動，抗議三·一八慘案，對北洋政府失望，於是南下廈門大學任文科教授。1927年1月16日，45歲的魯迅離開廈門，18日抵達廣州，19日晨在孫伏園等人的陪伴下移入國立中山大學，任中國語言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並與自己29歲的學生許廣平同居。

當時是國立中山大學校長朱家驊請魯迅到校，朱在中大歡迎會上尊稱魯迅為「戰鬥者，革命者」。^{[17]:16[註 9]}不久，朱家驊又聘顧頡剛來中大。魯迅認為，顧頡剛自北大畢業才6年就當研究教授，因而很不服氣，聲稱只要顧來他便走人。2月18、19日，赴香港在上環基督教青年會禮堂舉行兩場題為「無聲的中國」及「老調子已經唱完」的演講。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動政變，是謂四一二事件，幾天後又發生了廣州四一五事變。^[17]

1927年10月，魯迅搬至上海，直至去世。當時他住在上海公共租界北區的越界築路區域（所謂「半租界」，是指今天虹口區北部魯迅公園一帶），並開始批判國民政府。魯迅在虹口先後有三處寓所：橫浜路景雲里、拉摩斯公寓以及施高塔路大陸新村。

1927年到1929年，創造社與太陽社的左派成員和魯迅展開了論戰，他們批評魯迅「開倒車」，「不再吶喊」，是「青年的絆腳石」，是「以趣味為中心的文藝」，郭沫若甚至稱他是法西斯分子，魯迅則認為他們「把宣傳當文藝」、「技巧拙劣」、「極左傾」、「不敢正視革命自身的暴力和黑暗」，是才子加流氓，魯迅進一步提出人的性格、感情等帶有階級性，但並不只有階級性。^[18]魯迅的論戰文章主要收錄於《三閒集》。

魯迅認為以蔣介石為領導的國民政府不顧民眾意願肆意行事，1930年2月13日，魯迅與其他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17]，後又加入了左翼作家聯盟和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但魯迅與左聯部分成員有很多思想上的衝突。1927年到1936年間，魯迅創作了很多回憶性的散文與大量思想性的雜文，翻譯、介紹外國的文學作品。

魯迅在上海期間，和宋慶齡、陳賡有交往。魯迅所主持的文學團體和郭沫若、郁達夫主持的文學團體有矛盾。魯迅扶植獎掖文學青年，包括柔石、白莽、蕭軍、蕭紅等，批評過當時筆名為「狄克」的張春橋。^{[註 10]}自1931年起，魯迅大力倡導木刻版畫，是為中國創作版畫的先鋒。

1932年淞滬抗戰爆發。1月30日，魯迅和周建人兩家共十口人躲進魯迅的密友內山完造創辦的內山書店的三樓避難。2月6日，魯迅和周建人一家以及僕人等十人又到英租界內的內山書店分店避難。^[19]淞滬抗戰和榆關抗戰、熱河抗戰失敗後，魯迅嘲諷國軍「打是一定要打的，然而切不可打勝，而打死也不好，不多不少剛剛適宜的辦法是失敗。」^[20]:161繼而諷刺當局：「戰爭，禁得起主持的人預定著打敗仗的計劃麼？」^[20]:162尤其是榆關抗戰失敗後，魯迅寫詩冷嘲熱諷：「日薄榆關何處抗，煙花場上沒人驚。」^[20]:161但事實是國軍多次擊退日軍進攻。

國民政府聲稱古物南運，是出於戰略關係的考慮，「須暫時放棄北平，以便引敵深入。」^[20]:162魯迅痛罵這是拱手奉送領土主權，鎮壓愛國運動的藉口而已。^[20]:162並說政府搬運古物，「並非因為古物的『古』，倒是為了它在失掉北平之後，還可以隨身帶著，隨時賣出銅錢來。」^[20]:161並認為《淞滬停戰協定》實質是出賣上海，與日本分贓。^[20]:162魯迅贊同「正面文章反面看」的觀點，認為國民政府高喊「長期抵抗」也即長期不抵抗，高喊「收回失地」也即不收回失地，國軍將領「誓死殺敵，誓死抵抗」喊的其實是「男盜女娼」。^[20]:162

1933年4月，內山完造以內山書店職員的名義替魯迅租下大陸新村的住所（今上海魯迅故居）。^[21]魯迅自1933年4月11日至逝世前一直居住於此。

1935年，抗日形勢更加迫切，中國共產黨支持的周揚等人提出「國防文學」的口號，1936年6月，胡風在魯迅支持下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激發了中國文壇關於兩個口號之爭，魯迅逝世以後，論爭逐漸平息。

1936年10月19日清晨五點二十五分，魯迅在上海因肺結核病去世，終年55歲。當天清早，李允生（即馮雪峰）得到消息後，立即打電話報告給宋慶齡。二人一起趕到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今山陰路）大陸新村9號的魯迅家中。宋慶齡表示由她牽頭辦葬禮，立即到沈鈞儒的律師事務處，請沈出面幫助在虹橋公墓買一塊墓地，安葬魯迅。青年畫家司徒喬為魯迅畫了三張遺容速寫；魯迅的好友奧田杏花用特殊的技術，為其製作了一個石膏遺容；上海電影公司的攝影團隊架好器材，將魯迅最後的影像都一一記錄下來。馮雪峰、宋慶齡與蔡元培、沈鈞儒等緊急磋商，立即成立「魯迅先生治喪委員會」，下設「治喪辦事處」，具體負責操辦魯迅後事，並及時向報界發布訃告。見報的治喪委員會的名單前後出現了幾個版本：最早在10月19日上海《大晚報》上刊登的訃告中，治喪委員會的名單有蔡元培、宋慶齡、內山完造、史沫特萊、沈鈞儒、茅盾、蕭三、曹靖華、許季茀、胡愈之、胡風、周作人、周建人等13人；接著日資《上海日日新聞》當天日文版和中文版刊載的「魯迅先生治喪委員會名單」為蔡元培、馬相伯（當時97歲高齡、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執行委員）、宋慶齡、毛澤東、內山完造、史沫特萊、沈鈞儒、茅盾、蕭三共9人。10月20日，上海各報刊登的「魯迅先生治喪委員會名單」中，都刪除了毛澤東的名字。呂驥回憶：名單中原來有毛澤東和朱德兩個人的名字，在登報時，上海的報紙不敢公布，才臨時決定不公開見報的。「魯迅先生治喪委員會」立即研究決定：由呂驥、張庚、冼星海、任鈞、任光、周鋼鳴六位著名的年輕音樂家，突擊創作三首輓歌，組織歌詠隊教唱，悼念魯迅；同時，還特別委託呂驥譜寫一首準備在葬禮儀式上哀樂式的《安息歌》譜曲。在青年會，張庚作詞、呂驥譜曲《魯迅先生輓歌》，麥新抄寫歌曲、刻寫蠟紙、油印，分頭送出去，讓各個合唱隊教唱。10月19日下午3時，魯迅的遺體移入膠州路萬國殯儀館。10月19日晚，在殯儀館為魯迅守靈的是蕭軍、黃源、胡風、雨田、周文5位青年作家。蕭軍一直跪在靈前直至夜深。 

魯迅去世前一個多月，寫了一篇題為《死》的文章，發表在雜誌上，立有遺囑共有7條，其中前幾條交代喪事從簡「趕快收斂，埋掉，拉倒！」「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第5條交代幼兒周海嬰「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第6條是對別人應許的事物不可當真；最後一條是萬勿接近「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

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為周樹人先生的病逝發出3份通電：一、致魯迅先生的夫人許廣平的慰問唁電；二、致南京國民政府的電文提出為魯迅先生舉行國葬等要求，遭國民政府拒絕。只是讓上海市長吳鐵城到靈堂致哀，並以他個人名義敬獻花圈而已；三、《告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士書》的通電。

10月20日上午9時至下午5時，開始瞻仰魯迅遺容。「治喪辦事處」安排參加守靈的有胡風、黃源、田軍（即蕭軍）等青年作家。這天到萬國殯儀館弔唁、瞻仰遺容的簽名人就有4462人。還有上海46個團體集隊前來。

10月21日上午9時至下午2時，仍為各界瞻仰魯迅遺容的時間。這天自動前來的有各界人士包括文藝工作者、工人、店員、郵政人員、警察、士兵、學生、家庭婦女，還有蘇聯、日本、朝鮮、西歐各國的國際友人共2857人和68個團體。

10月21日下午3時入殮。萬國殯儀館靈堂上堆滿了各界敬獻的花圈、輓聯。全國學生救國聯合會送輓聯：「魯迅先生不死；中華民族永生！」

10月21日下午16時，覆蓋靈柩用的綢幛和出喪的樂隊還沒有準備好，沈鈞儒囑咐當時擔任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幹事的姚士彥馬上去辦理：「綢幛應該怎樣，樂隊應該怎樣，原都應由治喪委員會決定，現在來不及了，你一定去辦好」，務必於第二天上午九時前辦好。姚士彥決定用大幅白綢幛，上面寫著「民族魂」三個黑色大字。於是，立馬就去漢口路申報館隔壁一家禮品店趕製。綢幛送到治喪委員會後，沈鈞儒看了「民族魂」三字，認為非常恰當，其他治喪委員們也都認為很合適。

10月22日是為魯迅出殯送葬的日子。上午至中午，又來了北平、天津、濟南、香港等地特地遠道趕來的46個學生團體2100多人前來瞻仰。10月22日下午1時50分，舉行隆重的「啟靈祭」。宋慶齡、蔡元培等人肅立棺木前，行完禮後，棺蓋被工作人員徹底封嚴，眾人繞靈一周。葬儀的行列準備出發，青年蜂擁而上，爭取著靈堂的輓聯、悼詞的軸子，高高舉起，加入送葬隊列。最後，靈堂里單單留下了上海市長吳鐵城送的輓聯。下午二時整，青年作家十六人抬起靈柩，蔡元培、宋慶齡等人扶靈。抬靈人員分為左右兩排，最前面的兩個是李堯棠﹙巴金﹚、鹿地亘，後面依次為胡風、曹白；黃源、張天翼；靳以、姚克；吳朗西、周文；蕭軍（田軍）、黎烈文；還有孟十還、陳白塵、蕭乾、聶紺弩、歐陽山。^[22]郁達夫在《懷魯迅》一文中：「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靈柩被移至靈車內後，送殯隊伍正式出發。原定的送葬路線是從殯儀館出發，經過繁華熱鬧的市區，兜一圈，最後進入萬國公墓的。由於上海市政府反對，只好改走比較冷清偏僻的街道，從膠州路殯儀館出發，沿著靜安寺路———極司非爾路（梵皇渡路）———地豐路（迪化北路）———大西路（中正西路）———哥倫比亞路（番禺路）———虹橋路，向萬國公墓走去。當時滬西一帶，所經馬路兩邊，十幾萬群眾在路邊送行。走在送葬隊伍最前面的是歐陽山、蔣牧良等高舉寫著「魯迅先生殯儀」六個大字的白布橫幅。緊接著依次是長長的輓聯隊、花圈隊、輓歌隊、遺像、靈車、魯迅親人家屬車、執紼儀仗隊，最後面跟隨的是自發隨行送葬的群眾隊伍兩萬多人。輓歌隊走在隊伍中間，一邊行進，一邊在總指揮、年輕音樂家麥新的指揮下，流著熱淚高唱著張庚作詞、呂驥譜曲的《魯迅先生輓歌》。魯迅靈柩上覆蓋長202厘米、寬103厘米，由沈鈞儒書寫著「民族魂」白綾大旗。

10月22日下午4時30分，在萬國公墓墓地舉行了隆重的安葬儀式，現場人山人海，約兩萬人。蔡元培、宋慶齡、沈鈞儒等立在高台上。宋慶齡、蔡元培、沈鈞儒、內山完造、鄒韜奮先後發表了安葬致辭。沈鈞儒致辭：「高爾基前幾個月死了，死後由蘇聯政府替他國葬。現在，像魯迅這樣偉大的作家，我們人民群眾一致要求國葬，但政府不管。今天我們人民自己來葬，到的都是民眾自己。這個，我想魯迅先生一定很願意！」田軍（即蕭軍）代表「治喪辦事處」同仁和《譯文》等四個雜誌社同仁作了簡短的致詞。許廣平攜著幼子海嬰，肅然佇立墓前。呂驥指揮在場全體人士齊唱為魯迅創作的《安息歌》。歌聲中，由巴金等14個青年作家，將靈柩緩緩葬入墓穴。墓碑上「魯迅先生之墓」六個稚嫩的字，是魯迅年僅七歲的兒子周海嬰題寫。

1956年，魯迅墓遷移重建於上海虹口公園。

關於魯迅之死，亦有一些爭議。魯迅之子周海嬰曾撰文，懷疑是其信任有加的日本醫生須藤五百三故意誤診，致其得不到正常治療而早死^[23]，後經證實，魯迅的真實死因應該為由肺結核和肺氣腫誘發的嚴重氣胸。^[24]

魯迅作品題材廣泛，形式多樣靈活，風格鮮明獨特。在他的人生中，創作的作品，體裁涉及小說、雜文、散文、詩歌等。有《魯迅全集》二十卷1000餘萬字傳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其多篇作品被選入中小學語文教材，如《記念劉和珍君》，《祝福》，《少年閏土》《阿長與山海經》等，對新中國的語言和文學有著深遠的影響。

魯迅以小說創作起家。1918年在《新青年》雜誌發表的《狂人日記》是中國現代白話小說的開山之作，影響深遠。其後，魯迅連續發表多篇短篇小說和一個中篇小說《阿Q正傳》。

• 前期小說編入《吶喊》、《彷徨》兩個小說集，分別於1923年和1926年出版。
• 代表作有《阿Q正傳》、《祝福》、《孔乙己》、《故鄉》等。主人公阿Q、祥林嫂、孔乙己、閏土等在中國婦孺皆知。

魯迅的小說數量不多，但意義重大，名篇迭出。他前期的小說往往沒有離奇曲折的劇情，而是以清末民初的底層百姓生活為主，注重細節描寫，能在點滴間以白描手法鮮明刻畫人物，並挖掘微妙的心理變化。主要表現底層人民思想的麻木愚昧和生活的艱辛。「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25]後來隨著社會形勢的變化，魯迅逐漸放棄了計劃中的長篇小說創作，轉向雜文寫作。

魯迅後期小說作品則以借歷史典故映射現實生活，風格從容充裕、幽默灑脫，大異前期。

• 後期小說共有八篇，結集為《故事新編》於1936年出版。

魯迅小說主題多是反封建、反禮教、反傳統，反迷信，反映人性的陰暗面，善於諷刺，用筆深刻冷雋而富幽默感，善於創造典型人物，描寫人物的面貌言語、心理和行動，並善於描寫環境、場面及渲染氣氛。

魯迅深受日、俄文學作品影響，體裁新穎獨創，句法簡潔峭拔，故事多以故鄉為背景，且多屬有所本者。

魯迅首創了以論理為主，形式靈活的新文體——「雜文」，並將之發揚光大。他的雜文數量極多，題材廣泛，形象鮮明，論辯犀利，文風多變，毛澤東譽之為「匕首」和「投槍」（匕首投槍一說本於魯迅《南腔北調集》中的《小品文的危機》），深入揭示了當時中國社會各方面的問題。

魯迅雜文是匕首、是投鎗，「論時事不留面子，砭錮弊常取類型」，題材廣泛，對社會的黑暗面、民族的劣根性，觀察深刻。形式靈活多變，有多樣風格和筆法，有的隱晦曲折，有的幽默詼諧，均能在使人會意的一笑中達到諷刺的效果。有的沉鬱嚴峻，在似乎從容的敘述中，蘊藏著對敵人的無限憤懣。

魯迅雜文感情熾熱，汪洋恣肆，咄咄迫人，冷雋辛辣，說理透徹，結構嚴密，簡鍊含蓄，善用比喻，形象性強，富於邏輯性，氣勢恢宏凌厲。

• 共有《熱風》1925、《墳》1927、《華蓋集》1926、《華蓋集續編》1927、《華蓋集續編的續編》、《而已集》1928、《三閒集》1932、《二心集》1932、《南腔北調集》1934、《偽自由書》1933、《准風月談》1934、《花邊文學》1936、《且介亭雜文集》1937、《且介亭雜文二集》1937、《且介亭雜文末編》1937、《集外集》1935等16部雜文集。

• 代表作有《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紀念劉和珍君》、《「友邦驚詫」論》等。

魯迅雜文多次批評中國人攀附滿蒙戰功。1929年7月中俄為東北鐵路戰鬥時，清癯《吾國征俄戰史之一頁》一文稱，成吉思汗諸子陷莫斯科，有歐亞混一之勢，是「吾國戰史上最有光彩最有榮譽之一頁」。魯迅回一篇雜文《吾國征俄戰史之一頁》^[26][27]，認為當時中俄兩國境遇正一樣，都是被蒙古人征服，反問為何中國人現在竟來硬霸「元人」為自己的先人，滿臉光彩地去驕傲同受壓迫的斯拉夫種。倘照此論法，俄國人就也可以作「吾國征華史之一頁」，說他們在元代包有中國的版圖。1934年9月魯迅所寫《中秋二願》^[28][29]，譏諷「我們元朝是征服了歐洲的」之說法，「紙菸鋪子的選舉中國政界偉人投票，還是列成吉思汗為其中之一人」之做法，魯迅之中秋願望是「從此不再胡亂和別人去攀親」^[30]。同年《隨便翻翻》、《拿破侖與隋那》亦有蒙古西征非中國榮光之說法。

魯迅雜文又指滿清入關實乃中國人被殲滅、做奴隸。1925年《忽然想到 (一至四).四》說：中國雖完，自己的精神是不會苦的，——因為都能變出合式的態度來。倘有不信，請看清朝的漢人所做的頌揚武功的文章去，開口「大兵」，閉口「我軍」，你能料得到被這「大兵」「我軍」所敗的就是漢人的麼？你將以為漢人帶了兵將別的一種什麼野蠻腐敗民族殲滅了。1934年《算賬》說：「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罷，但失去全國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隸……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對新朝的說法，就叫作「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

魯迅散文也有著重要的地位，魯迅在空虛失望之餘以小品文吐露心聲，反映時代。主要作品結集為《朝花夕拾》和《野草》。

• 《朝花夕拾》以追憶兒時往事為主，筆調優美，感情沉鬱，平易曉暢，風趣生動。代表作有《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等。
• 《野草》則以尼采式的散文詩形式，以抒情為主，「是散文，是詩；既有思想，也有詩的感情和意境，詩的美。而又既不是散文，也不是詩，是思想感情集中的散文詩」，表達對社會、人生的批判反思，反映了作者當時虛無主義的悲觀心境。語言色彩艷麗而冷峻峭拔，意象獨特而富有暗示性，意境晦暗幽深，被譽為魯迅「最偉大的藝術品」。^[31]對日後中國白話散文詩的發展有著一定影響。
• 《魯迅自傳》1930年

魯迅並不看重自己的詩歌創作，只是偶爾為之。其詩作傳世無多，主要以舊體的近體詩為主，多有佳句。早期詩歌深受古詩影響，多吟詠離情感傷。留學日本時作《自題小像》，「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真切動人，境界大開。魯迅為紀念遇害的《左聯五烈士》做的《無題》一詩（慣於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夢裏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寫出亂世友人遭逢政治迫害情景，令人為之動容；趙聰《三十年代文壇點將錄》說，時人稱「三百年來無此作！」1922年創作《徬徨·題辭》：「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場。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徬徨」，描述文學創作路上嘔心瀝血孤行，也是著名代表作之一。 相較同時代的其他詩人，魯迅的詩歌在當代被引用的頻率很高。「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題三義塔》），是常被引用來表示國共和解，和海峽兩岸和解的名句，如溫家寶在2008年3月18日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後，回答台灣記者提問「是否會對台灣釋出更多的經貿優惠政策」，溫家寶回答中引用這句話。^[32]「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則常被引用以自況。魯迅詩歌收於《集外集》等詩文集中。

• 《魯迅詩歌選》1977年，天津人民出版社
• 《魯迅詩歌全集》2007年，長江文藝出版社

魯迅在學術上也有很高的造詣，著有《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等。

魯迅也以譯作著名。在魯迅留下的1000多萬字作品中，有一半是翻譯文字。他在前期主要翻譯歐美文學及日本文學作品，如尼采、凡爾納等，後期則主要翻譯東歐文學及蘇聯文學的革命文學作品。他的翻譯強調忠實原文，有時甚至連原句的結構也不加改動，以「硬譯」風格聞名。他曾希望借引入歐式的長句，來增加漢語對複雜關係的表現力。據統計，魯迅總共翻譯過14個國家近百位作家200多種作品。^[33]

• 《魯迅譯文集》（共10卷）195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
• 《魯迅譯文全集》（共8卷）2008年，福建教育出版社

此外還有《魯迅書信集》、《魯迅日記》等存世。

• 《魯迅全集》（全20冊）1938版，魯迅全集出版社
• 《魯迅全集》（全20冊）1973版，人民文學出版社
• 《魯迅全集》（全18卷）2005版，人民文學出版社
• 《魯迅著作手稿全集》（全12冊）1999年，福建教育出版社
• 《魯迅手稿全集》（全78冊）2021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魯迅的古文、吳語、日本語水平很高，德語也相當不錯，魯迅是吳越紹興人，母語是吳語，文章中有不少紹興話和上海話，在陸師學堂附屬礦路學堂就已開始學德語，到了日本以後，舊日本帝國的現代醫學流行用德語，德文是醫學專業必修的外國語文。魯迅在仙台1年半，德文從來沒有放掉，時時有在看書。

魯迅生前曾多次公開宣稱「我不懂英文」。^{[註 11]}《〈阿Q正傳〉的成因》裡，魯迅說完「英文的似乎譯得很懇切，但我不懂英文，不能說什麼。」又接著說「只是偶然看見還有可以商榷的兩處：一是『三百大錢九二串』當譯為『三百大錢，以九十二文作為一百』的意思；二是『柿油黨』不如譯音，因為原是『自由黨』，鄉下人不能懂，便訛成他們能懂的『柿油黨』了。」從這裡也就可以知道，魯迅還是能看點英文的，只是水平不能和他掌握得較好的幾個語種相比。《魯迅日記》附載的《書帳》（圖書採買紀錄）裡面可以看到魯迅買的很多外國書名，有相當數量的英文書。

周作人《魯迅與英文》一文說：「他是反對英文的。在光緒戊戌（1897）年他最初考進水師學堂，也曾學過英文，Question這字他當然是認識的，不久改進陸師附屬的礦路學堂，便不學了，到了日本進了仙台醫校之後改學德文，這才一直學習，利用了來譯出好些的書。他深惡那高爾基說過的黃糞的美國，對於英文也沒好感，自然他也很佩服拜倫、雪萊等詩人，覺得從英文譯書也可以，但是使用整句整個英文字的作風是為他所最反對的。他不用阿K而偏要用Q字，這似乎是一個問題。不過據他自己說，便只為那Q字有個小辮子，覺得好玩罷了。如有人不相信這個說明，那自然也是可以的。」

魯迅不贊成說話和文章夾雜英文，在文章中帶有英文時常有諷刺性。

魯迅說他寫作的目的，一是「為那些為中國的改革而「奔馳的猛士」，他們在寂寞中奮戰，我有責任為他們吶喊，要給予他們哪怕是微弱的慰藉」。二是為那些「如我年輕時候似的正做著美夢的青年，正是因為他們，我『必須在作品中』處處給予一種不退走，不悲觀，不絕望的誘導，而對自己內心深處的悲涼感有所扼制（何況我對於悲涼感本身也是持有懷疑態度的）」。三是他的敵人，魯迅說，「我的敵人活得太愉快了，我幹嘛要讓他們那麼愉快呢？我要像一個黑色魔鬼那樣，站在他們面前，使他們感到他們的不圓滿」。

雖然魯迅一輩子十分珍惜時間，但他從來不把培養各方面的興趣愛好視為浪費時間。他喜歡收集板畫，石刻和書籍。他還熱於種一些花花草草。^[34]

魯迅終生偏愛版畫，尤其木刻，被稱為「中國新興木刻版畫之父」。1931年，魯迅在上海創辦了「木刻講習會」，中國新興木刻版畫運動從此開始。^{[35][36][37][38][39]}魯迅收藏的新興木刻版畫作品有2000多件，當時很多新興木刻版畫的創作者在後來從軍從政，無暇顧及這些作品，便轉交給魯迅保管。^[36]

他曾留學日本，日本是版畫的國度，魯迅的繪畫品味或受求學環境之影響。^[40]

幼年喜愛《山海經》木版版畫刻本^[37]；青壯年時迷戀西歐蘇俄前衛版畫^[36]，為木刻展覽寫前言，自費印製版畫集，資助青年木刻家，培植左翼木刻；中年晚歲編印《北平箋譜》。^[41][42]

魯迅年少時，其叔父周芹候鑽研篆刻，魯迅見聞習染就學會了篆刻。1899年，魯迅在南京礦路學堂學習期間曾刻過「文章誤我」、「戛劍生」、「戎馬書生」等印章。1916年，魯迅與周作人合作為杜澤卿的印譜《蛻龕印存》作序，這篇序闡述了印章發展的歷史，魯迅在文中表示他十分欣賞漢朝印章風格的「自然之妙」。^[34][43][44]魯迅在致李尹桑的書信中提到了對篆刻家的評論說：

僕於西泠，差喜龍泓，余子圭角太甚，似傷和雅。皖派折心石如，白文為佳。若吾鄉垢道人、巴予藉二公，非特開西泠之祖師，而且闡古璽之秘奧，能（早）於陳簠齋、王廉生諸子數百年前具此慧眼。在敝人堅持斯論，未免有齊人稱仲之誚也。近賢如趙悲庵，亦推崇巴氏，真能不囿於畛域者也。流日篆刻之士，鑑於齊、魯、吳、越，近年金石家新出土印譜，學風漸響，周秦古璽求奧竅。^[45]

對於魯迅的評價以正面為主，在中國大陸、港澳地區、台澎金馬地區及其他國家或地區的評價普遍都很高，在東亞地區尤甚。

• 毛澤東：「我們紀念他，不僅因為他的文章寫得好，是一個偉大的文學家，而且因為他是一個民族解放的急先鋒，給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並不是共產黨組織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動、著作，都是馬克思主義的。他是黨外的布爾什維克。……魯迅先生的第一個特點，是他的政治的遠見。……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我看要算是中國的第一等聖人。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聖人，魯迅則是現代中國的聖人。……魯迅的第二個特點，就是他的鬥爭精神。……魯迅的第三個特點是他的犧牲精神。……綜合上述這幾個特點，形成了一種偉大的『魯迅精神』。」^[46]「魯迅，就是這個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47]

• 陳獨秀：「世之毀譽過當者，莫如對於魯迅先生。魯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啟明先生，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人，雖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發表的文字也很不少，尤其是啟明先生；然而他們兩位，都有他們自己獨立的思想，不是因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那一個人而參加的，所以他們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別有價值，這是我個人的私見。魯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國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進的。在民國十六七年，他還沒有接近政黨以前，黨中一班無知妄人，把他罵得一文不值，那時我曾為他大抱不平。後來他接近了政黨，同是那一班無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層天以上，仿佛魯迅先生從前是個狗，後來是個神。我卻以為真實的魯迅並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個人，有文學天才的人。」^[48]

• 蔡元培：「魯迅先生的創作，除《墳》、《吶喊》、《野草》數種外，均成於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六年中，其文除小說、書信一種外，均為雜文與短評，以十二年光陰成此許多作品，他的感想之豐富，觀察之深刻，意境之雋永，字句之正確，他人所苦思力索而不易得當的，他就很自然的寫出來，這是何等天才!何等學力!」^[49]

• 胡適：「我以為不必攻擊其私人行為。魯迅狺狺攻擊我們，其實何損於我們一絲一毫？……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的早年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50]
  胡適在1956年曾對周策縱說：「魯迅是個自由主義者，絕不會為外力所屈服，魯迅是我們的人。」^[51]

• 郁達夫：「如問中國自有新文學運動以來，誰最偉大？誰最能代表這個時代？我將毫不躊躇地回答：是魯迅。魯迅的小說，比之中國幾千年來所有這方面的傑作，更高一步。至於他的隨筆雜感，更提供了前不見古人，而後人又絕不能追隨的風格，首先其特色為觀察之深刻，談鋒之犀利，文筆之簡潔，比喻之巧妙，又因其飄溢幾分幽默的氣氛，就難怪讀者會感到一種即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悽厲的風味。當我們熱衷去掌握現實時，他已把握了古今與未來。要全面了解中國的民族精神，除了讀《魯迅全集》以外，別無捷徑。」^[52]
• 張春橋：「魯迅早期著作中，研究國民性的相當多，幾乎成了他關注的中心，從學醫到學文，也是為了改造中國的國民性。他說的國民性涉及很廣，但是，據我看，他始終沒有研究清楚……正因為這樣，有些學者往往抓住魯迅早期思想的弱點，加以發揮，攻擊中國的國民性，或曰中國人愚昧無知，只配做亡國奴，或曰只有教育救國、或實業救國、或科學救國，而不提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這三座大山壓死了多少中國國民，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國，才能改造中國的國民性。 魯迅和這些人不同。他對中國社會有極其深刻的認識，他對魯四老爺、假洋鬼子是痛恨的，對人民是滿腔熱情的。在中國文學史上第一個宣布封建制度是吃人的制度的，是魯迅，是他的《狂人日記》。在今天，要想了解辛亥革命前後的中國社會，魯迅的作品是極生動、極重要的材料。」^[53]

• 日本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大江健三郎：「二十世紀亞洲最偉大作家。」

• 韓國文學評論家金良守：「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

• 德國著名漢學家顧彬：「魯迅是（中國）20世紀無人可及也無法逾越的作家。」

• 木心：在我的心目中��魯迅先生是一位卓越的「文體家」。在歐陸，尤其在法國，「文體家」是對文學家的最高尊稱。紀德是文體家，羅曼羅蘭就不是。

• 瑞典著名漢學家、諾貝爾文學獎終審評委馬悅然曾澄清魯迅拒絕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傳聞說：「魯迅是在1936年去世了，那個時候，1930年代根本就沒有外邊的人知道魯迅是誰，也沒聽說過他的名字。《吶喊》、《彷徨》是1950年代才翻成外文（原話如此，經查證，魯迅作品最早被翻譯為西方文字，是1936年8月英國喬治·C·哈拉普公司出版的《活的中國——現代中國短篇小說選》，收錄了《藥》、《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等多篇作品），是楊憲益翻譯的（真實譯者為斯諾），翻譯得很好，但是那個時候魯迅已經不在了。」^[54]

• 1949年山東當代詩人臧克家為紀念魯迅逝世13周年而寫了一首抒情詩，題為《有的人》。其開篇「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至今仍被人們廣為傳誦。

• 葉公超寫《關於非戰士的魯迅》—文，發表在1936年11月1日的天津《益世報》增刊上說：「我有時讀他的雜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時又感到他所瞄準（魯迅最愛用各種軍事名詞的）的對象實在不值得一粒子彈。罵他的人和被他罵的人實在沒有一在任何方面是與他同等的。」

• 日本文學家尾崎秀實：「左聯的泰斗」。^[55]

• 日本作家山上正義稱魯迅是「中國現代文學主流的唯一代表者」。^[55]

• 日本作家增田涉稱讚魯迅為「中國文藝界龐然的斯芬克斯」。^[55]

• 王蒙：「文壇上有一個魯迅那是非常偉大的事。如果有五十個魯迅呢？我的天！」^[56]

魯迅去世時，蘇雪林寫信阻止蔡元培擔任魯迅治喪委員會成員，稱之為「玷辱士林之衣冠敗類，廿四史文學傳所無之奸惡小人」，「盤踞上海文壇時，密布爪牙，巧設網羅」，「文網之密，勝於周來之獄，誅鋤之酷，不啻瓜蔓之抄」^[57]，引發與左派作家之間的筆戰。

台灣學者鄭學稼著述的《魯迅正傳》對魯迅的性格多有微詞。

唐紹華認為，魯迅「對任何現實永遠不會滿意，因而變成真正的為反對而反對的反對者。」^[58]

錢玄同曾總括他有三點短處：多疑，輕信，遷怒^[59]。

邵洵美在1935年續寫小說《璫女士》下篇時，描寫了個「不如他意他就恨你，一恨你就把你當成了死對頭」的「周老頭兒」，加以影射。在1938年，邵洵美回答斯諾夫人說：「魯迅不能算最偉大的小說家，他的成就並不在於小說。」^[60]。

• 1979年錢鍾書在美國表示：「魯迅的短篇小說寫得非常好，但是他只適宜寫『短氣』（Short-winded）的篇章，不適宜寫『長氣』（Long-winded）的，像是阿Q便顯得太長了，應當加以修剪（Curtailed）才好。」^[61]

• 李敖：「我認為魯迅並不差，但是在大陸被過分高估，魯迅《阿Q正傳》和《中國小說史略》，都是非常好的書。魯迅的小說不差，可是魯迅的雜文不好。第一，受日語的文法影響太多，也有一種文言文轉過來的感覺，不夠成熟。文字彆扭。第二，他雜文裏面的情緒太多，真正的資料並不多。你看我罵人王八蛋的時候，可是骨子裏還是証據。魯迅只有罵了王八蛋而已。拿我和魯迅相比的人，這個人沒有進步！因為時代變了，我們的文章比他們寫得好，我們其實比他們有勇氣，我們沒有藏在租界裏；還有，我到死也沒拿國民黨的錢啊！他還拿國民黨的錢，中央研究院的錢一直在拿，蔡元培給他安排的。魯迅敢罵日本人嗎？他從來不敢罵日本人。魯迅是個相當世故的紹興師爺，跟我們不一樣。」^[62][63][64]李敖還提及魯迅在胡風問他蕭軍應該不應該入黨時，回信說不要入，進去了就這樣死了云云（雜評魯迅和他的孫子）。^[65]

• 王朔：「我要說，魯迅的小說寫得確實不錯，但不是都好，沒有一個作家的全部作品都好，那是扯淡。而且，說魯迅的小說代表中國小說的最高水平，那也不是事實。」^[66]

• 夏志清：「魯迅是中國最早用西式新體寫小說的人，也被公認為最偉大的現代中國作家。在他一生最後的六年中，他是左翼報刊讀者群心目中的文化界偶像。自從他於1936年逝世以後，他的聲譽越來越神話化了。他死後不久，二十大本的《魯迅全集》就立即出版，成了近代中國文學界的大事。但是更引人注目的是有關魯迅的著作大批出籠：回憶錄、傳記、關於他作品與思想的論著，以及在過去二十年間，報章雜誌上所刊載的紀念他逝世的多得不可勝數的文章。中國現代作家中，從沒有人享此殊榮。這種殊榮當然是中共的製造品。當然，在中共把他捧為英雄以前，魯迅已經是一位甚受推崇的作家。沒有他本人的聲望作基礎，中共也不必費力捏造出如此一個神話。……魯迅的最佳小說都收集在兩本集子裡：第一集《吶喊》和第二集《彷徨》。在他的最佳小說中，他只探病而不診治，這是由於他對小說藝術的極高崇敬，使他只把赤裸裸的現實表達出來而不摻雜已見。……在《藥》的結尾，這幕淒涼的景象，配以烏鴉的戲劇諷刺性，可說是中國現代小說創作的一個高峰。……《吶喊》集中的最長的一篇當然是《阿Q正傳》，它也是現代中國小說中唯一享有國際盛譽的作品。然而就它的藝術價值而論，這篇小說顯然受到過譽。《阿Q正傳》轟動中國文壇，主要是因為中國讀者在阿Q身上發現了中華民族的病態。……《彷徨》就總體而論比《吶喊》更好，但是由於它主要的氣氛是悲觀沮喪的，所以並沒有受到更熱烈的好評。然而作者自己是知道它的優點的。……《故事新編》的淺薄與零亂顯示出一個傑出的（雖然路子狹小的）小說家可悲的沒落。由於魯迅怕探索自己的心靈，怕自己流露出對中國的悲觀和陰沉的看法，所以，他只能壓制自己深藏的感情，來做政治諷刺的工作。……魯迅的雜文非常有娛樂性，但是因為他基本的觀點不多，即使是發揮得淋漓盡致——所以他15本雜文給人的總印象是搬弄是非、囉囉唆唆。大體上說來，魯迅為其時代所擺布，而不能算是他那個時代的導師和諷刺家。……（與創造社論戰的時候），魯迅已開始閱讀有關馬克思主義和蘇聯文藝的日文書籍。無論從哪方面看來，這些書籍對他的性格和思想的影響極為微小。」^[67]

1926年前，魯迅的思想傾向於個人無政府主義和人道主義。^[68][69]早在1908年8月，魯迅便在《河南》雜誌上發布《文化偏至論》一文，肯定了施蒂納、尼采等人的個人主義思想。1925年5月30日，他更是在給許廣平的信中指出：「其實，我的意見原也不容易瞭然，因為其中本有著許多矛盾，教我自己說，或者是「人道主義」與「個人的無治主義」的兩種思想的消長起伏罷。」

在延安，創辦的文學院取名魯迅文學院，後改為魯迅藝術文學院。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魯迅的文學地位得到主流意識形態的高度肯定。魯迅的眾多文章被選為大陸中小學語文教材的課文。現今仍然存在官方的魯迅研究機構和專門的魯迅研究雜誌。

魯迅在其文集《且介亭雜文》的《答國際文學社問》一文中提到自己對蘇聯及其相關問題的一些看法。

“	一、蘇聯的存在與成功，對於你怎樣（蘇維埃建設的十月革命，對於你的思想的路徑和創作的性質，有什麼改變）？ 二、你對於蘇維埃文學的意見怎樣？ 三、在資本主義的各國，什麼事件和種種文化上的進行，特別引起你的注意？ 一，先前，舊社會的腐敗，我是覺到了的，我希望著新的社會的起來，但不知道這「新的」該是什麼；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來以後，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後，我才知道這「新的」社會���創造者是無產階級，但因為資本主義各國的反宣傳，對於十月革命還有些冷淡，並且懷疑。現在蘇聯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確切的相信無階級社會一定要出現，不但完全掃除了懷疑，而且增加許多勇氣了。但在創作上，則因為我不在革命的旋渦中心，而且久不能到各處去考察，所以我大約仍然只能暴露舊社會的壞處。 二，我只能看別國——德國，日本——的譯本。我覺得現在的講建設的，還是先前的講戰鬥的——如《鐵甲列車》，《毀滅》，《鐵流》等——於我有興趣，並且有益。我看蘇維埃文學，是大半因為想紹介給中國，而對於中國，現在也還是戰鬥的作品更為緊要。 三，我在中國，看不見資本主義各國之所謂「文化」；我單知道他們和他們的奴才們，在中國正在用力學和化學的方法，還有電氣機械，以拷問革命者，並且用飛機和炸彈以屠殺革命群眾。	”
——《答國際文學社問》原文[70]

據2001年周海嬰著《魯迅與我七十年》記載，1957年毛澤東在回答羅稷南的問題時表示，如果魯迅仍然活著，「以我估計，魯迅要麼是關在牢裡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作聲。」^[71]但毛澤東曾於1957年3月在《同文藝界代表的談話》中說：「我看魯迅在世還會寫雜文……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不怕什麼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別人整不整，頂多沒有飯吃，討飯，挨整，坐班房，殺頭，受冤枉。」^[72][73]秋石在《追尋歷史的真相——毛澤東與魯迅》一書中通過走訪親歷者和查閱當年的文獻，認為周海嬰所記多處不確，1957年毛澤東對羅稷南回答應該是：「依我看，依魯迅的性格，即使坐進了班房，他也還是要說要寫的。」^[74]

曾被打成胡風反革命集團成員而入獄的作家牛漢寫道，「1949年或1950年夏天，有讀者向《人民日報》文藝部提問：如果魯迅活著，黨會如何看待他？收信人是編輯李離，幾個友人會面時曾給我們看過這封信。此信後轉請國務院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75]郭沫若答覆。郭沫若的回答是：魯迅和大家一樣，要接受思想改造，根據改造實際情況分配適當工作。」^[76]

由於魯迅生前反對國民黨政府的官僚腐化，因而受到國民政府的嚴重打壓。1949年後，魯迅在台灣也一直被當作國民黨的反面教材加以貶低。不過，近年台灣也有推動魯迅作品的努力，台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在1990年左右出版《魯迅作品全集》，其出版小引說：「中國自有新文學以來，魯迅當然是引起最多爭議和震撼的作家……全世界以詮釋魯迅的某一作品而獲得博士學位者，也早已不下百餘位之多。」出版小引希望「還原歷史的真貌，讓魯迅作品自己說話」。的確，魯迅作品引起的正反兩面評價之多、之極端，不但是新文學，甚至是中國文學史上罕見的。^[77]

蔣介石兼任教育部長期間，有人向蔣介石告密魯迅隱匿在教育部做特約編輯，蔣介石回答：「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中，還有與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沒有？應該派這樣的人，去找他，告訴他，我知道了這事，很高興。我素來很敬仰他，還想和他會會面。只要他願意去日本住一些時候，不但可以解除通緝令，職位也當然保留；而且如果有別的想法，也可以辦到。」^[78]

對於中國共產黨，據李霽野回憶，魯迅曾對馮雪峰說過「如果你們的革命勝利，我第一個要逃跑」^[79]馮雪峰聽了這話，連忙搖頭擺手說：那不會，那不會"^[80][81] 魯迅1934年4月30日寫給曹聚仁的信中曾有這句話：「倘當崩潰之際，竟尚倖存，當乞紅背心掃上海馬路耳」^[82]:397有觀點認為是魯迅預感到中共獲得內戰勝利之後他不一定有好下場的，因而這句話意思是：「如果舊社會崩潰了，我將穿著紅背心，在上海馬路上掃大街」」「舊社會崩潰」，指國民政府倒台，那時他可能發配去掃馬路，「紅背心」則指清潔工人的工作服。^[83]:289但又有觀點認為魯迅目睹了辛亥革命的失敗，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中國一天天更加沉入黑暗；特別是親歷了1927年4月國民黨發起的四一二事件，所以魯迅會擁護並站到了被鎮壓的中國共產黨一邊^[84]:290~291

自樹、庚辰、索子、索士、樹人、令飛、迅行、樹、黃棘、周豫才、周樹、唐俟、俟、神飛、迅、風聲、尊古、巴人、某生者、小孩子、學之、敖者、俟堂、宴之敖者、即魯迅、L.S.、冥昭、杜斐、楮冠、楮冠病叟、華約瑟、中拉、葛何德、封余、許霞、EL、ELEF、許遐、L、洛文、令斐、豫才、豫、唐豐瑜、冬華、長庚、宴敖、隋洛文、樂賁、樂雯、它音、佩韋、阿二、豐瑜、明瑟、不堂、白舌、遐觀、何家幹、飛、羅憮、干、動軒、周動軒、幹、何干、孺牛、丁萌、游光、豐之餘、旅隼、葦索、越客、桃椎、虞明、荀繼、家幹、尤剛、符靈、余銘、元艮、白在宣、一尊、敬一尊、子明、張承祿、趙令儀、倪朔爾、欒廷石、張祿如、鄧當世、韋士繇、士繇、翁隼、崇巽、常庚、燕客、白道、曼雪、夢文、孟弧、公汗、霍沖、莫朕、中頭、史賁、董季荷、杜德機、朔爾、康伯度、焉於、越僑、張沛、華圉、仲度、茹蓴、苗挺、及鋒、直、隼、直入、阿法、史癖、且介、庚、敖、越山、康郁、洛、姜珂、越丁、旁、齊物論、樂文、周玉才、曉角、戛劍生、何家干^[85][86][87]。

纂述者、編纂者、譯者、編輯者、旅滬一記者、編者、旅滬記者、記者、奔流社同人、朝花社、朝花社同人、上海三閒書屋、鐵木藝術社、譯文社同人^[86]。

紀念魯迅的方式通常以紀念地、發行紀念品以及舉行各種公開紀念活動為主。還有以魯迅冠名的街道名稱。

魯迅文學獎是中國中短篇小說和詩歌散文的最高文學獎項。1995年起每隔三年評一屆。

太宰治生前接受委約，創作了一部描寫魯迅留學生活的小說《惜別》，1945年出版。

2016年，由李靜編劇、王翀導演、趙立新主演的戲劇《大先生》在4個城市巡演，被新京報評為年度最佳華語戲劇。

當今大多數魯迅曾居住過的地方（紹興、廈門、廣州、北京和上海等地）都保留了魯迅故居，並建有魯迅紀念館、博物館。上海的魯迅公園內有魯迅墓，日本宮城縣亦有魯迅故居。

2004年10月22日，日本仙台市和東北大學開展了「紀念魯迅仙台留學100周年市民之會」活動，魯迅的後人和藤野嚴九郎的後人都參加了該紀念活動。仙台市立有魯迅紀念碑，並保留了當年魯迅曾下宿過的木屋。東北大學也設立了「魯迅獎」和「魯迅紀念獎」。

• 1946年10月19日旅大解放區郵政管理局發行《魯迅逝世十周年紀念》郵票，全套3枚，用滿洲國郵政的四版、五版普通郵票加蓋「魯迅逝世十周年」和暫作面值製作而成。^[88][89]
• 1951年10月19日發行的紀11《魯迅逝世十五周年》的兩枚一套的郵票，內容相同，為魯迅正像及其題寫的名言「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
• 1961年2月26日發行的紀91《魯迅誕生八十周年》郵票全套一枚，內容為魯迅的頭雕。
• 1966年12月31日發行的紀122《紀念我們的文化革命先驅魯迅》郵票全套3枚，內容分別為毛澤東的評價、魯迅正像，及其題寫的名言「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
• 1976年10月19日發行的J11《紀念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魯迅》郵票，內容分別有魯迅側面浮雕像、坐姿半身畫像及工農兵在魯迅頭像下前進的情景，全套3枚。
• 1981年發行《魯迅誕辰一百周年》的J67號紀念郵票，全套2枚，郵票內容分別以版畫形式表現了少年與成年的魯迅，另有茅盾題字。

祖父周福清1871年（同治十年）中進士，曾入翰林，後因個性剛烈，在縣令任內得罪當朝大官，宦途無望，故以捐納得官內閣中書，父親周伯宜是秀才，母親魯瑞。

魯迅有三個弟弟：周作人（1885—1967）、周建人（1888—1984）、椿壽（1893—1898）、一個妹妹：端姑（1888年，出生十月即早夭）。

魯迅早年奉母命被迫與朱安包辦結婚，但兩人婚姻有名無實極少見面。

後魯迅與其女學生許廣平相戀同居並生下獨子周海嬰。周海嬰之子為周令飛。周令飛在1980年代時與來自臺灣的女同學張純華相戀並移居臺灣。90年代末又返回大陸工作。

魯迅對青年人非常愛護，當作自己的子弟看待。受到魯迅指點、教導、培養的學生非常多：孫伏園、增田涉、丁玲、蕭紅、蕭軍、黃源、魏建功、唐弢、周文、傅斯年、羅家倫、柔石、殷夫（白莽，兄徐培根是國民黨將領）、許欽文、劉和珍、尚鉞、許廣平、胡風、李霽野、李何林、曹靖華、韋素園、韋叢蕪、馮雪峰、章廷謙、臺靜農、金溟若、張我軍、張秀哲、洪炎秋、李秉中、徐梵澄、吳耕民等。但若不受教者，魯迅也不假辭色，在北京大學任教時，只要學生考不好，發考卷時，丟給學生。

魯迅最好的朋友是許壽裳，曾密切交往的朋友也很多；例如郁達夫、瞿秋白、茅盾、日本友人內山完造，與記者曹聚仁、史沫特萊有過交往。教育部時期的同事常來往除了許壽裳還有錢稻孫、齊壽山（齊如山之弟）、馬裕藻（即馬幼漁，馬珏之父），鄰居俞芳等人。

在中國，魯迅是一位地位獨特的作家。大多數人承認他是重要的現代作家之一。

比較重要的當代魯迅研究學者有王瑤、林辰、朱正、王得後、錢理群、李歐梵、周策縱、王富仁、陳漱渝、汪暉、張夢陽、徐麟、王乾坤等。學者嚴家炎、何滿子、邵燕祥、林賢治、王元化等對魯迅先生多有著述；而作為藝術家的張仃、吳冠中、陳丹青、范曾等對魯迅先生也有精彩的論述。

大多數人認為他文筆犀利、思想深刻，是「新文學」的奠基人。他的小說使用富有創造力的形式對中國人的國民性、中國社會的弊端予以深刻的闡釋，是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識分子；散文詩集《野草》被認為是當時少有的展現出現代主義特質的作品；其雜文，由於特殊的發表環境，在嬉笑怒罵的文字背後蘊含著堅定的政治立場的。這一政治立場帶有強烈的個人主義色彩，是魯迅思想中最為複雜的地方之一。魯迅的思想深刻描繪了中國歷史發展遺留下來的歷史缺陷，民國時期人民的精神面貌，在文明變遷的十字路口給人類崇尚美好的本能引領了道路。確實是中國文化的一盞明燈。

在2019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國語文科的閱讀能力考試中，其作品《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被選用為白話部份的文章。

日治時期台灣作家張我軍曾在《台灣民報》介紹胡適、陳獨秀的文學理念，並刊載魯迅的文學作品。日本的魯迅與台灣文學研究者中島利郎對於張我軍將中國文學、魯迅文學引進台灣的史實，在〈魯迅在臺灣文壇的影響〉一文如此評論，他說：「張我軍是最初的魯迅文學在臺灣的傳入者是不會錯的。但是他始終是中國文學的正式介紹者，給臺灣介紹了魯迅的文學。魯迅的文學也是作為介紹中國的新文學的一環進行的，特別是既沒有因受魯迅文學的影響，而成為自己創作的血肉；也沒有論述魯迅文學的本質。不過，這是開啟時代先端的啟蒙家常背負的宿命，是不可避免的。」^[90]不過中國的台灣文學研究者朱雙一有不同的意見，他在〈臺灣新文學運動的重挫：散文與戲劇創作〉一文中提出一個看法，認為張我軍在文學創作方面確實有受魯迅文學的影響，其年輕時代所寫的「隨感錄」系列文章，無論是創作精神與藝術手法，明顯與魯迅的雜感一脈相承。^[91]

魯迅的名言警句常改編為網絡段子，以達到搞笑或諷刺的作用。^[92][93]2017年，偽魯迅名言在中文網際網路流行。^[94][95]

此章節可能包含原創研究或未查證內容。

自2007年以來，在中國大陸地區魯迅的文章在中學課本中逐漸被刪除、刪減，魯迅的作品對於傳統文化的尖銳批評是否還符合現代中國文化一度引起廣泛且激烈的爭議。^[96][97][98]

• 魯迅故居
• 魯迅紀念館
• 魯迅圖書館
• 魯迅全集
• 周作人
• 周建人
• 周海嬰

• 一丁：《魯迅：其人其事及其時代》，巴黎第七大學東亞出版中心，1978年。
• 李歐梵著，尹慧民譯：《鐵屋中的吶喊：魯迅研究》（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1）。
• 王潤華：《魯迅小說新論》（上海：學林出版社，1993）。
• V.I. Semanov（謝曼諾夫）著，王富仁等譯：《魯迅縱橫觀》（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8）。
• 樂黛雲編：《當代英語世界魯迅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
• 丸山升著，王俊文等譯：《魯迅．革命．歷史��—丸山升現代中國文學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 丸尾常喜著，秦弓譯：《人與鬼的糾葛——魯迅小說論析》（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 伊藤虎丸（日語：伊藤虎丸）著，李冬木譯：《魯迅與終末論：近代現實主義的成立》（北京：三聯書店，2008）。
• 伊藤虎丸著，孫猛等譯：《魯迅、創造社與日本文學——中日近現代比較文學初探》（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 李天明：《難以直說的苦衷——魯迅《野草》探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 藤井省三著，董炳川譯：《魯迅《故鄉》閱讀史》（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

• 林毓生：〈魯迅思想的特徵——兼論其與中國宇宙論的關係（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林毓生：〈魯迅「國民性」論述的深刻性、困境與實際後果（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林毓生：〈魯迅個人主義的性質與含意——兼論「國民性」問題（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周昌龍：〈魯迅的傳統和反傳統思想（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李歐梵：〈再從「頭」談起——緣起魯迅的國民性隨想（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張釗貽：〈打倒「孔家店」的「摩登聖人」——魯迅對孔子和儒家的複雜態度（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張釗貽：〈全盤性反傳統主義及其痛苦——關於魯迅與中國傳統文化之態度的重估（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張釗貽：〈魯迅思想精神的正能量及其意義（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張釗貽：〈魯迅與尼采反「現代性」的契合（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張釗貽：〈早期魯迅的尼采考（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劉禾：〈魯迅生命觀中的科學與宗教（上）（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劉禾：〈魯迅生命觀中的科學與宗教（下）（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北岡正子：〈魯迅改造國民性思想的由來（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潘世聖：〈關於魯迅的早期論文及改造國民性思想（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潘世聖：〈魯迅的思想構築與明治日本思想文化界流行走向的結構關係（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潘世聖：〈魯迅的日本觀——魯迅體驗和理解日本的主要內容及特徵（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黎活仁：〈福本主義對魯迅的影響（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代田智明：〈魯迅對於改革與革命的立場——終末論與同路人（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代田智明：〈談魯迅論與「個」的自由主體性（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山田敬三著，魏雯譯：〈魯迅——無意識的存在主義〉（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2009）
• 丸山昇：〈魯迅的「第三種人」觀（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劉劍梅：〈魯迅對莊子的拒絕（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約翰·欽納里：〈魯迅與當代中國文學（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安德魯·瓊斯：〈魯迅及其晚清進化模式的歷險小說（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安德魯·瓊斯：〈狼的傳人：魯迅·自然史·敘事形式（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安敏成：〈魯迅的「油滑」靈感：現代中國小說的創造性要素（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王潤華：〈探索病態社會與黑暗魂靈之旅：魯迅小說中遊記結構研究（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張旭東：〈雜文的自覺—魯迅「過渡期」寫作的現代性與語言政治〉（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2009）
• 張旭東：〈重讀魯迅與中國文學批評的反思〉（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2008）
• 張釗貽：〈《出關》的現實寓意（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李廣益：〈幻興中華：論魯迅留日時期之科幻小說翻譯（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王宏志：〈民元前魯迅的翻譯活動——兼論晚清的意譯風尚（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王宏志：〈能夠「容忍多少的不順」？——論魯迅的「硬譯」理論（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董炳月：〈翻譯主體的身份和語言問題——以魯迅與梁實秋的翻譯論爭為中心〉（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2008）
• 陳相因：〈瘋狂的前奏曲——初探果戈理與魯迅作品的「黑暗世界」（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中井政喜：〈魯迅譯盧那卡爾斯基作品札記——關於人道主義（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中井政喜：〈關於魯迅《阿金》的札記（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藤井省三：〈魯迅心目中的夏目漱石（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藤井省三：〈魯迅與佐藤春夫——兩位作家間的互譯與交往（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細野浩二：〈魯迅的境界——追溯魯迅留學日本的經歷（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潘世聖：〈關於魯迅與仙台醫學專門學校（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潘世聖：〈留日時期的魯迅與嘉納治五郎（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潘世聖：〈鹿地亘·魯迅·《上海通信》——「近現代日本人與魯迅」論考之一（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潘世聖：〈還原歷史現場與思想意義闡釋——魯迅與丘淺次郎進化論講演之懸案（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坂井建雄：〈從魯迅醫學筆記看醫學專業學生魯迅（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北岡正子：〈魯迅弘文學院的入學（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北岡正子：〈另一種國民性的討論——魯迅、許壽裳國民性討論之引發（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丸尾常喜：〈「彷徨」時期的魯迅（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張釗貽：〈誰邀請魯迅赴港講演？（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張釗貽：〈趙今聲邀請魯迅訪港一說的若干佐證（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代田智明：〈1934：作為媒介者的魯迅（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王德威：〈文學地理與國族想像：台灣的魯迅，南洋的張愛玲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保羅·福斯特：〈中國國民性的諷刺性暴露——魯迅的國際聲譽、羅曼·羅蘭對《阿Q正傳》的評論及諾貝爾文學獎（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代田智明著，李明軍譯：〈全球化·魯迅·相互主體性〉（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2008）
• 丸山昇：〈活在二十世紀的魯迅為二十一世紀留下的遺產（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東北大學紀念魯迅留學百年 （日語）
• 魯迅的日本留學及抗日戰爭 （日語）
• 跨國界與跨語際的魯迅翻譯（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魯迅、江啟明畫像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