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寿裳

1883年2月4日，许寿裳出身于浙江省绍兴府水澄巷。早年就读绍兴郡中西学堂和杭州求是书院（现在浙江大学）。

1902年，以浙江公费派往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与鲁迅、陈仪结交^[2]，鲁迅成为终身挚友。隔年主编浙江同乡会志《浙江潮》，倡导反清革命，光绪三十一年（1905）加入同盟会。在东京，与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朱希祖、沈兼士等同拜章太炎门下，学习段氏《说文解字注》和郝氏《尔雅义疏》。

1908年，许寿裳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科，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即后来的东京教育大学，现在筑波大学。

1909年（光绪三十五年），许寿裳自日本学成返国。辛亥革命后，应蔡元培总长邀，先在南京教育部任事，后随着迁都北京，任中华民国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做第一科科长，以干练著称，当时在专门教育司做第一科科长的王云五在《谈往事》书中回忆自己“与普通教育司许寿裳科长齐名”。

鲁迅经他推荐，也受邀到教育部工作。

在教育部历任科长（荐任）、佥事（荐任，兼第一科科长）、编审（简任）、参事（简任）、普通教育司司长（简任），期间兼任北京大学讲师（蔡元培定规北大兼任教员只能以讲师聘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

1917年，奉派江西省，任教育厅厅长。

他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改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前最后一任校长，北京女师大第一任校长是留日、美的杨荫榆，第二任易培基校长任内，请他做教务长，1928年3月16日辞行政职，林语堂接教务长。

蔡元培主国民政府大学院，他做秘书长；蔡元培主中央研究院，他做秘书处主任。

1913年，与鲁迅、钱稻孙代表教育部，做读音统一会会员，参与审定国语字音，会上与马裕藻、朱希祖、钱稻孙、周树人共同提议（鲁迅起草议案）“统一读音，不过改良反切，故以合于双声叠韵的简笔汉字最为适用”，将会中审定字音暂用的‘记音字母’正式通过为‘注音字母’；此套字母大致从章炳麟创始，为‘取古文篆籀径省之形’的简笔汉字。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音教材编辑委员会，《国音学》）

许后来回忆，参加读音统一会的章太炎弟子有：胡以鲁、马裕藻、朱希祖、周树人和他自己。

许寿裳、钱稻孙、周树人3位中华民国教育部荐任科长1912年8月，被时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指定研拟国徽图案，8月28日完成（参见《鲁迅日记》里的相关记述），3人合作设计图样，钱稻孙画出图例，鲁迅执笔说明书，1913年2月发表。

结合日、月、星辰、山、龙、凤、总彝、藻、火、粉米、黼、黻12种吉祥纹章（十二章；十二章图）的图样。

鲁迅身后，他和周作人共同编撰《鲁迅年谱》（1937年发表）。

他到四川教书，在成都华西协合大学、西北联合大学等校做教授、法商学院院长，期间收了袁珂、陈嗣英等学生。

后曾任国民政府考试院考选委员会专门委员（简任，委员长是留日的求是同人陈大齐）。

1946年，许寿裳应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邀请，1946年6月25日到达台湾。7月10日被任为台湾省编译馆馆长。8月10日，许寿裳馆长在编译馆筹备处（办公地址）原台湾教育会馆（在当时叫做龙口街，后改襄阳街的现在南海路）举行记者招待会，报告该馆工作及说明组织状态。

1947年1月18日上午8时50分，陈仪车到达襄阳街上的编译馆，许馆长和各组室主任陪同巡视。许将编译馆已编译钞校完的著作80余种拿给陈看，陈还对编译馆正在进行研究中的台湾的昆虫、台湾高山族语言、台湾先史遗迹等项很感兴趣。（详见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国家文化数据库藏1947年1月19日《民报》电子剪报档）

绝大部分书稿都没有来得及出版，据说这些稿件在行政院长官公署改组，编译馆撤废后移交给新成立的省政府教育厅了，教育厅设有小规模的编审委员会，但这些许馆长原本预订要出的书一种都没有出版，连稿的去向都成迷团，许极重视的台湾研究工作更从此画上句点。

行政长官公署时代设教育处（处和厅同级），处长范寿康，副处长是留学北京大学，二二八事变后被杀的台湾人宋斐如（文瑞），编译馆（馆长许寿裳）、博物馆（馆长陈兼善）、图书馆（范寿康处长兼馆长，后由参议吴克刚接任）、交响乐团（团长蔡继琨）、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魏建功）与教育处是平行机关；改组为省政府后，编译馆撤废，博物馆（现在的国立台湾博物馆）、图书馆（现在的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交响乐团（现在的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变成教育厅所属机关。

陈仪用人喜欢用同乡的、留日的（上列文教首长里，蔡是祖籍台湾彰化的留日泉州人，范、许是留日浙江人，陈、吴是留法浙江人，魏虽是江苏人，却是鲁迅、许寿裳、周作人的学生，且曾在日本殖民地朝鲜工作）。

许寿裳是陈仪在东京学日本语的同学，国民革命军北伐前陈做浙江省省长，聘许做省政府参议，是两人第一次合作。

许寿裳、鲁迅、陈仪3人情谊深厚，然陈与鲁、许的情份主要是乡党、同窗、同年（留学）；陈仪的文化程度在军职人员中相对较高，还以清廉勤政见知于世，也颇有理想性，但缺乏气度（罗宗洛虽是留日浙江籍，但不是陈的班底，就多方打压，对台湾本土人民更是诸多差别对待，认为台湾人长期被日本人奴役，已经奴化。团队里虽有《台湾新生报》社长李万居、教育处副处长宋斐如、广播电台台长林忠、参议杨云萍等几个台湾人，但都不在权力核心且长年在外，和台湾本土社会较隔膜。宋还在二二八事件后被国府捕杀）和民主思想（他任用郁达夫、黎烈文等文化人，留日学缘，浙江或南方地缘是主要考量，还有他们是鲁迅的朋友），刚愎自用又受（沈仲九等亲信）包围，进而导致二二八事件。

行政长官公署参议兼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魏建功1947年4月1日写给北大学友傅斯年的信说：台省全局是“有为‘不’治”，而教育则“无为而‘乱’”中心人物，皆在于此。

1947年5月11日，陈仪因二二八事件去职，5月16日编译馆就被裁撤，许先生同日转到台湾大学做专任中国文学教授兼文学系主任，常批评CC派所主导的法西斯教育改革^[3]。

许1947年5月11日日记写到：“新生报及省政府公报，载编译馆昨日第一次政务会议议决撤销，事前毫无闻知，可怪。在我个人从此得卸仔肩，是可感谢的；在全馆是一个文化事业机构，骤然撤废，于台湾文化不能不说是损失。”

《罗宗洛校长与台大相关史料集》引资料说陈仪要许寿裳做国立台湾大学校长（台大经费早期由省库支应）。

然而国立大学校长是国民政府中央任命，主持国府教育行政工作的陈立夫、朱家骅不愿意，改派陈大齐，陈大齐不肯来，朱派罗宗洛代理。

李东华〈论陆志鸿治校风格与台大文学院（1946.8~1948.5）〉一文引罗宗洛《接收台湾大学日记》说陈仪推荐了文学院院长人选“朱xx”，同文指出罗代理校长曾接洽的院长人选有楼光来、柳无忌、沈刚伯，其中沈有应允。另有一说朱xx就是朱光潜）。

当时许寿裳已就任编译馆馆长，级别与大学校长相同（都是简任独立机关首长，许在民初就做了教育部简任参事和司长），文学院院长一职长期悬缺，罗代理校长请校务委员兼先修班主任林茂生教授（台南人，留日、美，哲学博士）代理文学院院长，文学院各系长期没有主任，罗宗洛想聘的文学系主任魏建功一直都没有到任（本职行政长官公署参议兼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可能是陈仪不放人），哲学系主任方东美聘不到，陈仪又对台大经费多方刁难。

台湾省编译馆撤废后，还被陈仪政敌抨击“因人设事、经费太多、没有成绩、思想有问题”（李东华文注85引）。

编译馆撤废后，许先生被陆志鸿校长聘为专任中国文学教授兼文学系主任（1947年5月15日聘书送到）而留在台湾。

1947年8月1日，文学系分成中国文学系和外国语言文学系两个系，许先生做了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的第一位主任。

1945年底，台大文学系创系以来，名义上的主任是长期在台做语言文字工作的魏建功（天行，许寿裳、鲁迅、周作人的北京大学学生，来台前曾任北大教职），但没有到任，一直都是候任的主任（1946年末陆志鸿校长想聘魏为文学院院长，魏仍不愿意）。

没有到职的文学系魏建功主任在1946年间向校方推荐了几位教员：1946年10月第一位到任的正教授台静农（鲁迅和许寿裳的学生）、一位讲师和一位助教。

1947年4月，陈仪去职前不久，魏建功才接下台湾大学文学系中国文学特约教授聘书。

许先生是台大文学系实际到职的第一位主任（1947年5月16日起），时任文学院院长是4月19日到院的文学系英国文学教授钱歌川，是许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弟（日本语叫后辈，许是史地科，钱是英文科）。

钱歌川的前任：哲学系中国哲学教授兼校务委员兼先修班主任代理文学院院长林茂生1947年3月11日被穿中山装配枪的2个人带走，从此永远失踪。

许先生主系务期间，请来乔大壮教授和2位助教，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原有2位本土先生：吴守礼副教授（台南人）、黄得时副教授（台北树林人），都是日治台湾台北帝国大学文政学部东洋文学专攻毕业生留校任教，吴是先辈（学长），黄是后辈（学弟），黄得时并���先修班教务主任，直到先修班停办。

原编译馆编纂或编审、编辑（编纂相当正教授，编审相当副教授，编辑相当讲师）杨云萍、李霁野、李何林、金溟若、周学普（留日学习德国文学专业）、国分直一、立石铁臣、谢康等转任台大教职（黄荣灿、姜琦、朱云影、傅溥、谢似颜、缪天华、何欣等到台湾师范，袁珂到省教育厅）。

没有一位原编译馆同仁在中文系任职，台静农和魏建功虽是鲁迅和许先生的学生，但都比许早到台大中文系。

黎烈文也到台大，在外文系教法语。

黎烈文是鲁迅的朋友，李霁野、李何林、金溟若是鲁迅的学生，袁珂和何欣是许的学生。

与自己的学生台静农发动争取文学院研究费，希望学校能注重文科，让文学院和科学各院平均发展（李东华文引1947年9月1日文学院钱歌川院长写给陆志鸿校长的信），9月2日争取到各系每月研费3万元台币。

主持刊行台北帝国大学文政学部东洋文学讲座教授神田喜一郎在法国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照相整理的《敦煌秘籍留真新编》。

撰写《国立台湾大学校歌》歌词，1947年10月1日发表。

1947年10月31日在文学院第一次院务会议提案：“大学为学术机关，教授、系主任及院长皆系聘请者，对校长行文不应用签呈，应改公函。”

正教授：许寿裳（兼主任）、乔大壮（新聘）、台静农（1946年到任）。

副教授：吴守礼、黄得时（都是日本东洋学；汉学教育培养出来的台湾人）。

讲师：傅宗尧（1946年到任）。

助教：裴溥言（1946年到任，女性）、廖蔚卿（新聘）、金祥恒（新聘）。

特约教授：魏建功（兼任，1947年4月起，本职是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

（以上是教员，1947年11月新聘1位事务员陈瑳瑳，台籍女性）

与许寿裳交往最密切的台湾学人是杨云萍（原编译馆编纂兼台湾研究组主任，后转任台大历史系教授直到退休），前引李东华文指出：许“为杨云萍仅被聘为副教授不平，以不就中文系主任兼职力争，杨亦终得教授之聘”。

苏世昌《追寻与回忆；张我军及其作品研究》引〈一生吃“国语饭”的学者社长─洪炎秋〉说洪炎秋1946年6月回台湾教书（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是许寿裳介绍，洪后来调任台湾省立台中师范学校（现在的国立台中教育大学）校长，二二八事变后去职，蒙上“鼓动暴动，阴谋叛国”罪名，在自己的北京大学老师许先生保护下才全身而退。

许先生对自己本系教员严加要求，任内没有1位中文系教员升等。

许先生被杀；乔大壮自杀后，台静农接主任，期间20年。

1948年8月1日台静农接主任时，许寿裳和乔大壮死了，魏建功离开台湾（到北京大学），只有台静农1位正教授。

台静农新聘洪炎秋、戴君仁、郑骞、刘仲阮4位正教授。

仅有的1位台湾人洪炎秋（彰化文人洪弃生的儿子）与台静农同样是鲁迅和许寿裳学生，留学北京大学时专业是教育学，中国文学是副修（辅系，20学分），修过周作人和鲁迅等多位先生的课；郑骞是沈尹默、周作人、许地山等在燕京大学的学生。

1949年台静农新聘的副教授王叔岷（1952年）、屈万里（1953年），1950年聘的牟润孙（1953年）都很快升正教授，1955年才有第一位台湾人黄得时（任副教授已10年）升教授，另1位同样在1945年就获聘副教授的台湾人吴守礼（任副教授18年）直到1963年才升教授。

当年台大要以副教授职称聘杨云萍先生，许先生以不就主任职保杨先生任历史系正教授。台静农聘同为鲁迅学生的洪炎秋为教授，压制协助国府接收台北帝国大学文政学部的黄得时和吴守礼（2人在1945年就被罗宗洛代理校长聘为副教授），与国府当局同样猜忌台湾人（许多关于二二八事变的研究谈官逼民反时提到许多国府人士认为说台湾人被日本奴役，思想有问题，给以差别对待）。

民初就做过大学校长、院长的许寿裳，留学日本，又师承章太炎，学力、资历、著作都有目共睹，只因和鲁迅的深厚交情见疑于国府当局，最后死得不明不白。

台静农〈追思〉一文说：“我现在所能记下的只是与先生的遇合，所不能记下的，却是埋在我心里的悲痛与感激。先生之关心我爱护我，远在十几年以前，而我得在先生的左右才几个月。这些天，我经过先生的寓所时，总以为先生并没有死去，甚至同平常一样的，从花墙望去，先生正静穆的坐在房角的小书斋里。谁知这样无从防御的建筑，正给杀人者以方便呢？虽然先生的长厚正直与博学，永远的活在善良的人们心中的。”（1948年2月18日下午，台静农和魏建功还去请益，晚上许先生就被杀了）

1952年钱思亮校长任内的第192次行政会议上就决议要另制新校歌，1963年12月17日第682次行政会议通过沈刚伯作的新歌词，请赵元任谱曲，1968年12月5日896次行政会议通过正式颁布而定案，许寿裳作词的台大校歌正式被废除。

在1968年8月1日，当局拔掉台静农做了20年的中国文学系主任职（当时还没有1任3年，得连任1次的任期限制）。

与蒋介石总统极力削弱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影响力的施政方针密切相关，傅斯年校长（鲁迅、许寿裳、钱玄同、周作人、陈独秀的学生）1950年死后，台湾国史馆馆长罗家伦（志希，鲁迅和周作人学生）被外界看好接任校长，蒋1951年指定了与新文化运动毫无渊源的化学家钱思亮（北大同人），任期直到1970年。

蒋拔掉台湾中央研究院王世杰（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北大同人）院长后，派钱思亮接院长。

1948年2月，许寿裳日记中记录系办公室（2月6日）和住所（2月13日）遭小偷，偷走了2月份薪水和日本进口的富士牌脚踏车^[4]。同年2月18日晚上，许寿裳在台北市青田街6号台大宿舍卧室被杀，凶器是柴刀（斧头），砍在右边脸颊和颔颈达4刀，喉管几乎切断，2月22日晚上当局宣布破案，抓到一个名叫高万伡的青年人，说是凶手，偷东西起杀机，不久处决了。

由于门窗并未遭到破坏，做案犯嫌熟知宿舍内部，朝熟人所为方向侦办，警署羁押一名嫌犯系许教授女儿许世玮交往对象，后在找寻日式房门钥匙发现原编译馆工友涉有嫌疑，由于此宿舍之前系编译馆，而编译馆遭撤后工友高万伡失业，曾在12日利用之前持有的钥匙偷窃了许教授在台大念书的女儿许世玮的脚踏车，18日深夜，高万伡潜入许教授家中潜伏在客厅预备行窃，许世玮及其家中两位下女皆已入睡，而原本晚间八点即就寝，凌晨四点起身阅读的许教授，近期却因身体微恙而受失眠所苦，其告诉友人近日往往九点还睡不着，十二点就醒了，而潜入其家中的高万伡在客厅等候许久发出了声响，致使许教授起身持手电筒查看，高万伡表示因为教授认得他，情急之下持刀将教授砍杀，22日下午5时，在其家中搜出血衣，案件宣告侦破。^[5]

友人和左翼文坛都说许是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1948年6月7日，南京中华民国政府发布2316号中华民国褒扬令（总统蒋中正署名，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副署），表彰许的文教贡献。

凶手高万伡则在案发当年的7月26日在台北监狱执行枪决。

与沈淑晖婚后生儿世瑛。

沈淑晖病故后，与沈慈晖结婚，生儿世瑮。

沈慈晖病故后，娶陶伯勤（善敦）。

长儿许世瑛由鲁迅开蒙，北京清华大学毕业，在校师承周作人、陈寅恪，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教授退休。

许寿裳廉洁奉公，长儿世瑛1946年就到台湾，和爸爸从来都不同单位不同学校（乔大壮接主任后，为照顾遗孤生活，才聘许世瑛做兼任副教授）。

次儿许世瑮（1915年－1993年），国立台湾大学畜牧兽医学系教授退休。

世瑛、世瑮兄弟没有离开，可能和先人埋骨台湾有关。

宋志坚〈六十年前的疑案：关于许寿裳之死〉一文引许寿裳给许广平的信：

“海婴来台甚善，入学读书，当为设法，可无问题（现已修毕何学年，盼及）。舍间粗饭，可以供给，请弗存客气，无需汇款。此外如有所需，必须汇款，则小儿世瑛本每月汇款至小女世琯处，可以互拔也。大约何日成行，务望先期示知，当派人持台大旗帜在基隆船埠迎候。”（1948年1月15日）

“得廿四来书，知海婴行期，须俟阴历年外再定。现值台北雨季，气候转变较剧，索性俟雨季过后（约三月底止）为宜，因霁野、何林两夫人每当此季均病气喘，未知海婴曾患此否？如本无此恙，则可不以为意。” （1948年1月31日）

许寿裳1948年2月18日晚上睡梦中被杀，原订3月过来读书的周海婴也就没有到台湾了。

• 《亡友鲁迅印象记》^[6]
• 《鲁迅年谱》^[7]（与周作人合作）
• 《鲁迅的思想与生活》^[8]（杨云萍编，收许先生记鲁迅文10篇，1947年台北市台湾文化协进会出版，许同时新写序文1篇）
• 《我所认识的鲁迅》^[9]（遗稿，身后的195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结集出版）

• 《历代人事制度述要》
• 《历代考试制度述要》
• 《章炳麟》
• 《不朽集:中国历代名人传》
• 《中国文字学纲要》（遗稿，身后经长儿世瑛奔走才在台出版）

• 《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专为台湾人民的学习需要编写，以日本语和汉语写成。台湾省编译馆编辑，台湾书店印行。）

• 《标点符号的意义和用法》
• 《简明应用文》
• 《台湾杂咏合刻》
• 《敦煌秘籍留真新编》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校歌〉（与黎锦熙合作，当时他做教授兼院长）

“并序连黄，卅载燕都迥。联辉合耀，文化开秦陇。汉江千里源蟠冢，天山万仞自卑隆。文理导愚蒙；政法倡忠勇；师资树人表；实业拯民穷；健体名医弱者雄。勤朴公诚校训崇。华夏声威，神州文物，原从西北，化被南东。努力发扬我四千年国族之雄风。”

〈国立台湾大学校歌〉（应陆志鸿校长委约创作，时任教授兼中国文学系主任，1947年10月1日发表，1968年正式被废止）

海水洸洸，挟民族之辉光；沈郑遗烈，于今重矞皇。民权保障，宪政提其纲；民生安泰，气象炽而昌。阿里苍苍，对学府之讲堂；登峰造极，日知月无忘。不倦不厌，教学相得彰；光被大众，充塞乎八荒。学海洋洋，喜楫击而帆扬。研究有得，企业连系将；企业有利，研究益加强；前进前进！康乐祝无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