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斯大林模式作為中國國家建設的藍本^[112][113]。1953年至1956年，中國共產黨人滿懷信心以斯大林模式的藍本進行中國全面的社會主義改造時，赫魯曉夫領導下的蘇共開始全盤否定斯大林，國際反共和去斯大林化的呼聲迭起，中國受到蘇聯及美國的全面國際孤立。毛澤東遂以反右、階級鬥爭擴大化、防修反修重新捍衛斯大林模式^[112]。

自由派觀點認為，毛澤東的經濟政策在大躍進中遭到慘重的失敗，結果是數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之後大權旁落，他不甘權力被架空、恐懼死後像斯大林那樣被否定，所以發動文化大革命奪權^{[2][3][4][114][115]}。部分體制內高級官員也持有類似觀點^[5][6]。此外，左派觀點認為，中共通過五年計劃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後，由於在經濟建設工作中照搬蘇聯經驗，體制上存在等級工資制與幹部特權等問題，故毛澤東希望通過「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與「反右運動」等自上而下的改良來削弱行政官僚攝取的工業化紅利^[116]。隨着政治體制自身改革的失敗，中國官方觀點認為，毛澤東決定發動由體制外民眾力量推動的「文化大革命」來對抗官僚主義^{[36][37][117]}。

也有觀點認為，文化大革命是為了培育「新人」而發起的，德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奧斯卡·威格爾（Oskar Weggel）認為「新人」應當是那些「在無統治的社會中關心集體、無私奉獻的人，人類歷來的烏托邦幻想中就有這樣的人」^[118]。

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後，防修反修就成了毛澤東關注的焦點。1956-57年，毛澤東等人發起了「百花運動」、「反右運動」，自此中國大陸進入了由中國共產黨實質性一黨專政的時代，民主制度遭到嚴重破壞，為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埋下了禍根^{[119][120][121][122]}。

1957年3月20日，毛澤東在南京講到「所以，現在是處在這麼一個變革的時期：由階級鬥爭到向自然界作鬥爭，由革命到建設，由過去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後頭的社會主義革命到技術革命，到文化革命。」「為了這個，我們就要進行一個文化革命。現在，似乎還有一些人不認識這麼一種變化。」 ^[123][124]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所召開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不僅揭開了批評反冒進的序幕，也揭開了農業「大躍進」的序幕。會上，毛澤東對「反冒進」進行了公開批評。毛澤東認為，「黨內的一些高層領導人之所以敢於向他提異議、反對他的冒進思想，就是因為反對個人崇拜而損害了他的個人權威。」^[125]

1958年3月，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說：「有些人對反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崇拜，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行。真理在他們手裡，為什麼不崇拜呢？……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對了。反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問題不在於個人崇拜，而在於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體的領導也不成。……有人反對列寧，說列寧獨裁。列寧回答很乾脆：與其讓你獨裁，不如我獨裁好。」^[125]

在醞釀和發動「大躍進」的過程中，毛澤東反覆批評「右傾保守」，強調要破除迷信，要反對學習蘇聯問題上的教條主義和盲目性^[126]。

1957年底，「大躍進」的口號被正式公開提出^[127]；1958年，「人民公社」在全國範圍內推廣^[128]。毛澤東得出趕超英國「只需要兩到三年，兩年是可能的」（1958年6月22日）、「糧食多了可以搞供給制，吃飯不要錢」（1958年8月）、鋼產量「索性翻一番，那麼拖拖拉拉的幹什麼」（1958年8月）等冒進的結論^[126]。

從1958年11月初的第一次鄭州會議開始，毛澤東承認犯了「冒失」的錯誤，開始糾「左」，他甚至表示：從前別人反我的冒進，現在我反人家的冒進^[126]。但在同月毛澤東仍然認為：「今年的9000億斤糧食，最多是7400億斤，把7400億斤當數，其餘1600億斤當作謊報，比較妥當。」^[129] 而當年實際的糧食產量為3400億斤^[130]。中共中央和毛雖然看到一些問題，但對問題嚴重程度之估計仍遠遠不足^[131]:32，在當月的武昌會議上，生產指標被壓縮，1959年鋼產量計劃從3000萬噸降至2000萬噸^[132]，然而1959年鋼產量最終為1387萬噸^[133][134]。

1959年7月2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在廬山召開，通過了《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和《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135]。廬山會議原本是要整頓在1958年大躍進中出現的極「左」錯誤，但最後卻變成了反「右」。起因是7月14日， 國防部長彭德懷寫了一封「橫直是寫給主席自己作參考的信」給毛澤東，批評大躍進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要阻止斯大林晚年的危險」^[136]。彭德懷的批評意見與一年前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的意見十分相近，而當時中蘇關係已經破裂。毛澤東收到信後分發給各小組討論，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多人都表示贊同。7月23日，一直沒有明確表示意見的毛澤東在全體會上發表長篇講話，認為信件表現了「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是向黨進攻。毛澤東怒責彭德懷：「你是反中央」。7月12日張聞天同住在旁邊的彭德懷說「毛澤東同志很英明，整人也很厲害，同斯大林晚年一樣」，這成為了彭、張談話一個重要把柄。胡喬木說，毛主席有點像斯大林晚年這個話，用意顯然是專門說斯大林錯誤方面，這是嚴重的原則問題，這是對毛主席和黨中央很大的侮辱和惡毒的污衊；胡喬木引述恩格斯《論權威》中的相關文字，說明黨需要領導者個人的威信，是黨和人民寶貴財富，必須保衛，決不能破壞。這顯然是指要維護毛澤東權威而言的^[137]。廬山會議至此峰迴路轉，開始批判所謂的「彭德懷反黨集團」和右傾思想。會議結束後，彭德懷被罷官，宣布彭黃張周為「反黨集團」，一批同情彭的意見的幹部被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各地黨的地方委員會先後召開常委會、黨委書記會、黨支部書記會和工業戰線上的黨員廠長、支部書記會，傳達八屆八中全會《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和《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兩個文件，採用大放大鳴大字報的方式，揭發、批判右傾問題。參加「反右傾」鬥爭的黨員，從領導開始，個個作自我檢查，搞人人過關，把「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提出的不同看法，作為右傾情緒加以批判^[138]。

「反右傾」鬥爭在經濟上打斷了糾「左」的積極進程，使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許多已被指出、有待糾正的錯誤重新發展起來。在反右傾，鼓幹勁的口號下，掀起新的大躍進高潮^[139]。從1959年開始，中國大陸進入了被官方稱為「三年自然災害」或「三年經濟困難」的時期^[140]。在該時期，糧食產量嚴重下滑，全國大部分地區陷入饑荒之中，中國經濟遭遇嚴重困難。官方表示，這期間有許多人「非正常死亡」，據各方估計有1500萬-5500萬人死於饑荒^{[32][141][142]}。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要求堅決糾正農村人民公社的「共產」風、浮誇風，允許社員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規模的家庭副業^[143]。公社開始退還社員自留地、糧食、房屋、農具、家具、生豬、家禽。

1961年1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召開，公報稱「在1960年，中國大陸人民繼續高舉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三面紅旗，在1958年和1959年大躍進的基礎上，取得了國民經濟繼續躍進的勝利」^[144]。為了克服嚴重的經濟困難，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正式通過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開始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但由於思想認識不統一，調整措施並沒有得到切實的貫徹，整個經濟狀況仍很嚴峻。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決定召開「七千人大會」來統一思想。由於毛澤東的態度，會議報告對經驗的總結，就只能在堅持「三面紅旗」的前提下進行。1961年11月5日，劉少奇宣布由陳伯達牽頭，胡繩和吳冷西等參加，擔負具體的報告起草工作。劉少奇反覆強調要科學分析當前嚴重經濟困難的原因，主要不是天災，也不是赫魯曉夫撕毀全部協議和合同，而是我們工作中的錯誤^[145]。

1962年1月，擴大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中央決定這次擴大的會議參加者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門、省、市（地）、縣、重要廠礦的負責幹部及解放軍的一些負責幹部，共7078人，又稱「七千人大會」。會上，國家主席劉少奇對三年大饑荒的成因，公開提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說法^[147]。1月18日，彭真在發言時稱「我們的錯誤首先是中央書記處負責，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彭真接着說：「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麼高；是東海的水，拉走幾車，還有那麼多。現在黨內有一種傾向，不敢提意見，不敢檢討錯誤。一檢討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省市要不要把責任都擔起來？擔起來對下面沒有好處，得不到教訓。各有各的賬，從毛主席直到支部書記。」^[148] 而1月19日會議一開始，陳伯達就搶着發言，稱彭真關於毛主席的話值得研究，我們做了許多亂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負責？是不是要檢查毛主席的工作？

後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等中央領導都在這次大會上作了自我批評。毛澤東在會上講話，作了自我批評，他說：「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承認中央犯了主觀主義和脫離群眾的錯誤。毛澤東提到了國家變修的可能性，他說：「我們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麼狀況呢？就是變成修正主義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的專政。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毛澤東還講道：「沒有民主集中制，無產階級專政不可能鞏固。」「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存在着階級和階級鬥爭。這種階級鬥爭是長期的、複雜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我們的專政工具不能削弱，還應當加強。」「沒有廣泛的人民民主，無產階級專政不能鞏固，政權會不穩。沒有民主，沒有把群眾發動起來，沒有群眾的監督，就不可能對反動分子和壞分子實行有效的專政，也不可能對他們進行有效的改造。他們會繼續搗亂，還有復辟的可能。」^{[註 5]}

劉少奇的報告表示，這幾年來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首先要負責的是中央」，「當然也包括中央各部門和國務院及其所屬各部門」；「其次要負責的是省一級領導機關」。1月27日劉少奇在向大會解說出現經濟困難的原因時，提出「如果說這些地方的缺點和錯誤只是三個指頭，成績還有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是不能說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七千人大會閉幕後，劉少奇在整理他的口頭報告時，情緒很激動地說：「『大躍進』錯誤嚴重，這次總結經驗是第一次。以後每年要回過頭來總結一次。總結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10年，最後做到這個總結符合實際，真正接受經驗教訓，不再犯』大躍進』的錯誤為止。歷史上人相食，是要上書的，是要下『罪己詔』的。我當主席時，出了這種事情！」^[150]1月29日下午時任國防部長的林彪於在大會上發言指出：「我感覺到，我們的同志對待許多問題，實際上經常出現三種思想：一種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種是『左』的思想，一種是『右』的思想。當時和事後都證明，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

七千人大會以後，2月21日至23日，國家主席劉少奇在中南海西樓召集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專題討論1962年國家預算和整個經濟形勢，被人稱作「西樓會議」。在會上陳雲做了《目前財政經濟的情況和克服困難的若干辦法》的報告。劉少奇提出：「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還它個本來面目，怕什麼？說漆黑一團，可以讓人悲觀，也可以激發人們向困難作鬥爭的勇氣！」會議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對國民經濟進行堅決的全面的調整：大力精簡職工，減少城市人口；壓縮基本建設規模，停建緩建大批基本建設項目；縮短工業戰線，實行必要的關、停、並、轉；進一步從人力物力財力各方面加強和支援農業戰線，加強農村基層的領導力量。從1961年初到1963年6月，全國共精簡職工約2000萬、城鎮人口2600萬。^[151]

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對中共和國家的重大問題進行決策和處理；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對黨、政、軍日常工作進行決策和處理。毛澤東在經濟領域退居決策二線^[34]，包括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國家主席的劉少奇與中央書記處負責人鄧小平在內的一些決策者改變了大躍進中的一些政策，部分恢復大躍進以前的體制，解散公社，實行三自一包。1962年上半年，各地出現了有關包產到戶和分田單幹的做法。毛澤東批評分田到戶、包產到戶的主張，是對社會主義喪失信心的表現，是刮「單幹風」。1962年7月，毛澤東對劉少奇說：「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頂住？我死了以後怎麼辦！」^[152]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在北京正式召開，毛澤東主持了會議^[153]。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彭德懷、習仲勛、張聞天、黃克誠、賈拓夫五人不參加全會。毛澤東作了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問題的講話，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資產階級都將存在和企圖復辟，並成為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根源。毛澤東說，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着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會議根據毛澤東關於階級、形勢、矛盾的講話，批判了所謂「黑暗風」、「單幹風」和「翻案風」。把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對1960年以來中國大陸出現的嚴重經濟困難形勢所作出的估計，說成是只講「黑暗」、不講「光明」的「黑暗風」，是右傾機會主義；把有些地區為了反對平均主義而採取的包產到戶等生產責任制和鄧子恢等支持這種責任制的意見，視為刮「單幹風」，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把彭德懷為了澄清1959年廬山會議上強加於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名，按照黨的組織原則，給中共中央、毛澤東寫信申訴和為受錯誤處分的幹部平反，視為「翻案風」、「平反風」，是對1959年反右傾的「一風吹」。會上，康生首先提出，李建彤寫的歷史小說《劉志丹》有嚴重政治問題，習仲勛、賈拓夫、劉景范等人曾為小說《劉志丹》提出過意見，是利用小說反黨，為高崗「翻案」，是個「反黨集團」。^[153]全會接受了毛澤東關於階級、形勢和矛盾的基本觀點，並將它寫進八屆十中全會的公報。公報指出：

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着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被推翻的反動統治階級不甘心於滅亡，他們總是企圖復辟。同時，社會上還存在着資產階級的影響和舊社會的習慣勢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產者的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因此，在人民中，還有一些沒有受到社會主義改造的人，他們人數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幾，但一有機會，就企圖離開社會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在這些情況下，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早就闡明了的一條歷史規律，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這種階級鬥爭是錯綜複雜的、曲折的、時起時伏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這種階級鬥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黨內來。外國帝國主義的壓力和國內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是黨內產生修正主義思想的社會根源。在對外國階級敵人進行鬥爭的同時，我們必須及時警惕和堅決反對黨內各種機會主義的思想傾向。^[154]

在中蘇論戰期間^[155]，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中共中央連續發表九篇對蘇聯共產黨公開信的評論，認為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已經篡奪了蘇聯的黨和國家權力，蘇聯「正面臨着空前嚴重的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並在第九評中總結了十五條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理論和政策，其中第二條說：「單有在經濟戰線上（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並且是不鞏固的，必須還有一個政治戰線上和一個思想戰線上的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

1963年，在與歐美共產黨爭論激化的同時，國內也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稱「四清運動」，口號是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到了第二年，林彪便號召軍隊學習《毛澤東語錄》，「突出政治」。四清運動被視為文革的預演^[76]。

1964年7月2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再次批評了文藝界，提出徹底整頓文化部，讓文化部、全國文聯和各協會再次整風。並決定成立一個領導小組負責這一工作。毛澤東先提名了三個人：陸定一、彭真、周揚，接着又點名增加康生和吳冷西。此即「五人小組」，後來稱為「文化革命五人小組」。^[156]

1965年11月10日，在毛澤東的指示及其夫人江青等人的策劃下，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上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將矛頭對準了明史學家、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在1960年發表的歷史劇《海瑞罷官》。《評》文認為劇中的「退田」情節是為單幹風和三自一包做輿論準備，並認為全劇實質是階級鬥爭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反映。^[157]毛澤東在當年12月的談話時說，「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點了名，對戲劇界、史學界、哲學界震動很大，但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以誅心之論指責吳晗寫《海瑞罷官》是為彭德懷鳴不平。^[157]

姚文元的文章一出，引起極大震動，全國各大報紙、雜誌紛紛轉載。吳晗的領導，擔任「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組長的北京市長彭真於1966年2月草擬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等匯報提綱》（即《二月提綱》），試圖將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局限於純學術範圍。^[157]同時，江青則在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宣稱文藝界已經「被一條與毛澤東思想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座談會紀要》（二月紀要）經毛澤東三次修改後下發，毛親自在原題《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前加上了「林彪同志委託」。^[158]

與批《海瑞罷官》同時，掌握重要的軍內外職務（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秘書長、解放軍總參謀長）的羅瑞卿被批反對林彪、反對「突出政治」，遭解除一切職務。而掌控另一重要職位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在姚文元文章發表的當日已經改任廣東省書記處書記，實際上被隔離審查。^[159]

在1966年4月舉行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康生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會議決定：以中央名義起草一個通知，徹底批判「二月提綱」的錯誤，並撤銷這個提綱；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報毛澤東和政治局常委批准。會議期間，陳伯達等人起草了《中央關於撤銷〈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的通知》。^[160]

1966年5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前夕，《解放軍報》題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社論，指出應該全面「大興無產階級思想，大滅資產階級思想」。隨後在5月9日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發表姚文元《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的文章，再度將矛頭對準「反對毛澤東路線」的彭真、吳晗等人。

毛澤東認為蘇聯的黨和國家的領導被以赫魯曉夫為首的修正主義者篡奪了^[161]，據此毛澤東提出的所謂「四個存在」理論^[162]，即「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始終存在着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着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存在着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進行顛覆和侵略的威脅。」在此基礎上，毛澤東發展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163]。

1966年5月5日，毛澤東會見外賓時說道：「我們這批人一死，修正主義很可能起來。」「我們是黃昏時候了，所以，現在趁着還有一口氣的時候，整一整這些資產階級復辟。」^[164]:583

中共官方認為，文化大革命發展過程可分為三個階段^[165]：

• 第一個階段：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到1969年4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結果是「劉鄧走資派」被打倒下台，毛澤東重掌大權，其心腹林彪在中共九大上被確立為接班人。
• 第二階段：從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開到1973年8月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此間當權的勢力之間發生內部爭鬥，林彪失勢並因篡位失敗而逃走，最終墜機身亡。
• 第三階段：從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開到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林彪死訊漸漸為人所知，鄧小平再度被四人幫批鬥，華國鋒在毛澤東生前成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毛澤東逝世後，他粉碎四人幫，使得文革得以結束，華國鋒成為新的中國最高領導人。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了擴大會議。7日，毛澤東致信林彪，即《五·七指示》，他在信中描述了一幅理想社會的藍圖，許多地方與大躍進的內容相似，其中所含的「社會大治」的設想，是毛澤東發動文革所要追求的目標之一^[167]。

5月16日，由康生、陳伯達起草、毛澤東修改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在大會通過，標誌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開始，根據新華社的表述：

會議還決定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取代原先由彭真、陸定一領導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二月提綱》也被廢除。會議同時決定撤銷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的職務，彭、羅、陸、楊反黨集團案爆發。^[169]分別負責北京市、中共文化宣傳、解放軍、中央文書等重要職務的四人被撤職，其下的大批黨員幹部也受到牽連，而林彪、康生等人則開始逐漸獲得實權。

這次擴大會議往往被視為文革正式開始的標誌。不過「五一六通知」直到1967年5月17日才由《人民日報》公開發表，在此之前是作為黨內二級機密文件，只有達到17級以上的黨員幹部才能接觸。對於彭、羅、陸、楊反黨集團案的通告同樣也是機密文件，並不即時公開。^[170]:41

5月1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在會上發表長篇談話，談到古今中外的政變實例，稱中央內部有人要政變，「毛主席最近幾個月，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採取了很多措施。羅瑞卿問題發生後，談過這個問題。這次彭真問題發生後，毛主席又找人談這個問題。調兵遣將，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他們占領我們的要害部位、電台、廣播電台。軍隊和公安系統都作了布置。毛主席這幾個月就是做這個文章。……毛主席為了這件事，多少天沒有睡好覺。」「現在毛主席注意這個問題，把我們一向不注意的問題���出來了，多次找負責同志談防止反革命政變問題。」^[171]

林彪還開始倡導個人崇拜，稱「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他的話都是我們的行動的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誅之。」^[172]

同日，《人民日報》原總編輯鄧拓自殺，由康生接管改組這一共產黨的喉舌。當年開始，教育部、教育工會全國委員會聯合發出通知，要求教育戰線掀起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黨組《關於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學年度中學政治、語文、歷史教材處理意見的請示報告》。中央批示指出：目前中學所用教材，沒有以毛澤東思想掛帥，沒有突出無產階級政治，違背了毛主席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學說，違背了黨的教育方針。要求中小學停開歷史課，合併政治與語文課，以毛主席著作作為基本教材^[173]。

與此同時由於中下層並不了解高層發生劇烈人事變動的原因和內情，康生等決定採取手段「發動群眾」。康生派遣自己的妻子曹軼歐赴北京大學調查工作，並專門會面了曾在延安結識的北京大學哲學系總支書記聶元梓。^[170]:555月25日，聶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學大飯廳貼出了題為《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的第一張大字報，批判北京大學黨委和北京市委。此時一直身在杭州的毛澤東大舉讚揚這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6月1日親自寫了批語：「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由於毛澤東的批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立即於當晚八時，向全國廣播這張大字報的內容。同一天，《人民日報》發表了經陳伯達、王力、關鋒修改的頭版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呼籲民眾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所謂資產階級的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打得落花流水，使他們威風掃地。同時還發表的有聶元梓等六人撰寫的《大海航行靠舵手》，號召要把所有的資產階級權威、學者等打倒。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立，組長陳伯達，顧問康生，副組長江青、張春橋等，組員有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等。這個小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實際指揮機構。5月31日經毛澤東批准，陳伯達率領工作組到人民日報社奪權，「掌握報紙的每天版面，同時指導新華社和廣播電台的對外新聞」。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群眾起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7月20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宣傳部已經改組，陶鑄任部長，陳伯達任顧問（仍掛副部長名義）。當時，原中央宣傳部連同前已改組的文化部和中共北京市委，稱為「三舊」。^[174]

5月29日，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成立了全國第一個紅衛兵組織，一群學生慷慨激昂地宣誓：要用生命和熱血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1966年8月《人民日報》轉載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大字報《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再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三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打碎舊世界，創立新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宣揚《紅衛兵小將的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北京城裡盡朝輝》^[175]。此後局勢迅速發展，全國大中學校學生紛紛起來造反，反對學校黨委或支部的領導，很快使得很多學校的領導和教學工作癱瘓或基本癱瘓。北京大學^[176]、南京大學^[177][178]和上海音樂學院^[179]等高校的校長被公開批判。

在這種非常局勢之下，領導中央一線工作的劉少奇在六月初主持中央會議，決定向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領導文化大革命，並擬定了保持有領導有秩序地開展運動的「八條規定」（包括不應影響工作學習、不得打人等），力圖把運動置於各級黨組織的掌控之下^[180]。6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作出指示，將「八條規定」口頭傳達下去。這時毛澤東在杭州，對於劉少奇給他的請示匯報，沒有明確回復。6月6日的《解放軍報》刊登了《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宣傳教育要點》，其中提到「消滅一切剝削階級、剝削制度，逐步消滅工農、城鄉、腦力勞動、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6月9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陶鑄、陳伯達乘專機到杭州向毛澤東匯報情況，並請毛澤東回京主持有關工作，毛澤東拒絕，委託劉少奇相機處理運動的問題，但是同意了向北大派遣工作組的想法。^[170]:65 派工作組是共產黨在對「有問題」下屬機構進行接管的傳統辦法，在不久以前的「四清」運動中，劉鄧依然沿用，派大量的工作隊下基層大兵團作戰，結果引起毛澤東的不滿，後來被認為是「形『左』而實右」。現在他們依然按照傳統的黨的領導的方法理解文革，認為是「四清」運動的繼續，所以想到還是派工作組。劉、鄧派到基層的工作組進駐後，組織開展對學校領導、教師的批判，同時按照原先的做法開始「劃左、中、右三派」，結果引起激進學生的不滿，引發很多矛盾和爭鬥事件。據統計，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工作組把10211名學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師打成「反革命」^[181]。

1966年6月10日，毛澤東在和越共中央主席胡志明談話中說：「我們都是七十歲以上的人了，總有一天被馬克思請去。接班人究竟是誰？是伯恩斯坦、考茨基，還是赫魯曉夫，不得而知。要準備，還來得及。總之，是一分為二，不要看現在都是喊「萬歲」的。他還說：我勸你，你們的人不是都忠誠於你的。忠誠的可能是大多數，但小部分可能是只在口頭上叫你「萬歲」，實際上是希望你早死。他叫你「萬歲」時，要注意，要分析，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這是很自然的規律。一個黨不分裂？沒有那回事。」^[183]一切事物都是一分為二，對立統一。事物總是有兩個對立面。你們黨如果只有完全的團結，沒有對立面，就不符合實際。全世界的黨都分裂嘛。馬克思、恩格斯沒有料到他們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為反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創立和領導的黨——德國社會民主黨、法國社會黨等，在他們死後就成為資產階級的黨。這條不注意，要吃虧的^[184]。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黨組《關於1966—1967年度中學政治、語文、歷史教材處理意見的請示報告》，其中指出，不論高小或初中都要學習毛主席的著作。8月8日中共中央決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185]。

文革學者馬若德和沈邁克認為，此時中國可能還沒有人意識到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對象是最高層的劉少奇等人，而誤以為只是反右四清等運動的延續，所以他們的目標僅僅是中下層敢於發表不同觀點的知識分子等。日後「四人幫」之一的張春橋在1967年5月承認，自己當時也絕對沒有想到「五一六通知」中「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指的是國家主席劉少奇^[170]:48。而副總理薄一波在當時對工作組講話時，就認為目前已經把牛鬼蛇神引蛇出洞了，現在就可以一網打盡，顯然也完全誤讀了當時的形勢^[170]:72。

7月18日，毛澤東在暢遊長江後，終於從武漢回到北京。當天聽取了江青等人關於工作組的匯報，看了一些學校反工作組的材料。19—23日，文革情況匯報會上毛澤東指責工作組「鎮壓學生運動」；24日，毛澤東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開會，批評了劉少奇和鄧小平，作出了撤銷工作組的決定。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工作組。27日，中央文革小組起草了撤銷工作組的決定^[186]。28日，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共北京市委下達《關於撤銷各大專學校工作組的決定》，同時這一決定「也適用於中等學校」，並於29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全市大中學校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當眾宣布這一決定。會上，劉少奇承認，文化大革命到底應該怎麼搞，他也不曉得；鄧小平的發言承認，老革命碰到新問題。當日紅衛兵寫信給毛澤東，聲稱「造反有理」，毛澤東表示同意。

8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召開。會上，毛澤東支持紅衛兵，再次指責中央派工作組，「這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工作組是「明明白白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會議原定在8月5日結束，但在當日，毛澤東用鉛筆在一張報紙的邊角上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指出中央有另外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令會議日程被延長，內容也很快轉向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批判。8月7日，毛澤東在謄清稿上修訂後加標題，由當日會議印發。文中說：「五十多天裡，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雖然沒有點名，但是實際矛頭已經直指過去50天內執政的劉少奇。毛澤東同時將之前缺席了一周會議的林彪從大連召回北京，林彪隨即於8月8日針對劉少奇發表了言辭激烈批判，並與其在5月18日關於彭陸羅楊等人「錯誤」的言論，一起印發大會。^[170]:92

8月8日，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後來簡稱《十六條》）。「文化大革命」一語首次出現於公開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開始。「十六條」裡說這次運動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並做出了「『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讓群眾在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要用文斗，不用武鬥」等規定。第十條「教學改革」提出：在各���學校中，必須徹底貫徹執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中共中央發布《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其中第九條規定：中等學校放假鬧革命，直到明年暑假。^[187]

8月12日，會議選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等11人為政治局常委。其中新常委為陶鑄、陳伯達、康生、李富春。林彪則第一次成為中共第二號人物，此後不久又以唯一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的身份出現，成為毛澤東形式上的接班人，而比之資歷更高的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陳雲等的副主席身分不再被提及。會議還正式確認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在5月對於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四人撤職的決定，更高層的劉少奇、鄧小平等人被點名批判。

10月，中共中央又召開工作會議，着重指責劉少奇、鄧小平「壓制群眾、打擊革命積極分子的錯誤路線」。鄧小平是批判對象，自然出席了會議。他在檢討時直言不諱：「毛主席的一張大字報，就是炮轟劉少奇同志和我兩人的司令部。」在這次會上，林彪拖着慣有的長音煞有介事地說：「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錯誤路線主要是劉、鄧發起。」^[38]

在中共高層權力大規模調整的同時，5月底出現的紅衛兵於此同時大規模壯大。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發出通知，決定1966年高等學校招收新生工作推遲半年進行。6月18日，人民日報社論「徹底搞好文化革命徹底改革教育制度」，廢除高考制度^[188]。從此中國的大學十多年內無法正常招生，而在校的中小學生也失去了繼續就學的必要。

由於得到毛澤東對「造反有理」的支持，之前各級政府黨委試圖控制局面的措施反而可能被視為鎮壓革命，於是對於紅衛兵的管制全面撤銷。有大量「革命師生」從各地前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革命」，至8月十一中全會期間，北京市有數萬名外來學生，僅清華大學校園內就住下了7,000人^[170]:107。8月12日，文革小組提議勸導學生返回居住地進行革命，但是毛澤東不同意，反而決定鼓勵紅衛兵運動，並安排親自接見在京紅衛兵。

8月18日，北京「紅八月」期間，毛澤東、林彪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此後至11月期間，毛澤東又陸陸續續接見了超過1100萬紅衛兵，並且由紅衛兵代表為其佩戴紅色袖章，成為全面支持紅衛兵活動的最有力表示。在毛的批准下，8月21日發布的《總參謀部、總政治部關於絕對不許動用部隊武裝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8月22日發布的《中共中央同意公安部關於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明確命令軍警不得干涉、「鎮壓學生革命運動」，致使治安惡化^[189]。在「紅八月」的期間，據官方統計僅在北京就發生1,700多起死亡案，在市郊的大興縣更是發生屠殺事件，三天之內用包括活埋等手段殺死了325人^{[170]:128-130}。全國進入混亂狀態，紅衛兵四處串聯並散發傳單、張貼大字報、標語，開會演說辯論，對各地的事物進行改名活動，以「破四舊」的名義衝擊寺院、廟宇、教堂等，大肆砸毀文物，破壞古蹟，焚燒書籍、字畫。同時針對被視為「剝削階級」、「反動派」的個人開始抄家，攻擊學術權威、知識分子，大批學者、知識分子被毆打、虐待，受到人格上的侮辱，被害或自殺。全國掀起了「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浪潮^[190][191]。這一期間受到波及的人不計其數。比丘、比丘尼、修女、神父、牧師、傳教士等被公開批鬥，學生當眾毆打、侮辱教師，還有教師遭到以糞淋頭等極不人道虐待。有的人因為有親戚在國外，被紅衛兵以有「海外關係」等罪名批鬥抄家。8月與9月，北京市共有33,695戶家庭被紅衛兵或自稱紅衛兵的人員抄家，紅衛兵在一個多月內獲得了十萬三千兩（約5.7噸）黃金、三十四萬五千二百兩白銀、五千五百餘萬人民幣現金，以及六十一萬余件古玩玉器等。在上海，僅8月23日至9月8日期間就有84,222戶家庭被抄家，其中1,231戶為教師或知識分子，紅衛兵除獲得了大量的金銀珠寶外，還獲得了三百三十四萬元美金、價值三百三十萬萬元人民幣的其它外幣、二百四十萬萬民國銀元，以及三億七千萬元的人民幣現金或憑證。據1966年10月的黨中央工作會議文件稱，至此之前全國的紅衛兵僅黃金就獲得了一百一十萬餘兩（約65噸），並將這稱為充公「剝削階級」的不義之財。^[170]:117 9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凡外地師生來京觀摩文革運動者，交通費與生活費由中央財政補助，這個通知使之前就已經開始的大串聯達到高潮。大串連期間的大量人口無序流動，也引發了1966-1967年中國流腦大流行，超300萬人感染、16萬餘人死亡^[192]。

在1966年10月為期近三周的中央黨會上，劉少奇、鄧小平被定性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並分別作了自我檢討，內容向全國印發，這也成為文革中最知名的罪名之一，不過劉鄧二人仍然是政治局常委，尚未被正式撤職。11月8日，張貼「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聶元梓，又與另外10人貼出了《鄧小平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大字報。12月25日，「造反司令」蒯大富帶領5,000餘人在北京城區把「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等巨幅標語，貼上了天安門城牆。

1967年1月1日，北京20幾所高等院校學生和一些群眾，在天安門廣場舉行遊行集會，「聲討」劉少奇、鄧小平的「罪行」。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鼓動下，北京各學校也紛紛打出「劉少奇、鄧小平是黨內最大的資產階級當權派，是中國現代修正主義的祖師爺，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黑司令」、「打倒劉、鄧」的大字報^[193]。在江青的指示下，六年前就已經被「打倒」的彭德懷被押送回北京，與彭真、羅瑞卿等一起接受批鬥。^[194]1967年1月1日中南海內的造反派在劉少奇住處的院牆上張貼「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等大標語。3日晚，在戚本禹等人的指使下，造反派第一次批鬥了劉少奇、王光美。6號，清華大學的造反派謊稱劉少奇女兒車禍致殘，將王光美騙出中南海扣押並批鬥（後在周恩來干預下釋放）。^[195]

1967年3月上旬，陳伯達、康生在軍以上幹部會上，傳達毛澤東的指示，開始批判《論共產黨員的修養》。5月8日，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編輯部的名義，發表了長篇批判文章《〈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5月11日專門發出中共中央通知，說這篇文章是經過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通過並經毛澤東親自批准的，「希望各單位的革命同志，認真地組織學習和討論，進一步深入地開展對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196]

1966年11月以後，原來以教師和學生為主的紅衛兵運動開始向工廠和農村擴張，上海率先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由年僅三十出頭的工廠職工王洪文領導，很快取代了各種紅衛兵組織。1967年1月3日，張春橋與姚文元從北京趕赴上海，支持王洪文等工人運動的首腦奪取了上海的黨政大權，陳丕顯、曹荻秋等原上海市委領導被批鬥。這次事件被稱為「一月風暴」，也成為全國「奪權」行動的開始。1月8日，毛澤東對此表示讚譽，《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共中央給上海的「賀電」。11日，由中央文革小組起草，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的名義給上海市各「造反團體」發出賀電。《紅旗》雜誌、《人民日報》相繼發表社論，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奪權，號召全國「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全國多個省區市的領導機構相繼被「革命群眾」奪權，奪權後成立的革命委員會往往無法履行原有的政府機關職能，導致中央和全國各地的政府機關陷入癱瘓。同時由於沒有明確的原則和規則，奪權的形式與內容也是無奇不有，比如北京市就在同一天內被三股不同革命群眾先後奪權，黑龍江奪權後成立的革命委員會的主任最後就是奪權前的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而中央某部委居然還向康生寫信申請批准被奪權。^{[170]:170-172}

1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簡稱《公安六條》），規定凡是「攻擊誣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

1月23日，按照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強調軍隊要支持左派群眾，以前軍隊不介入地方文革的指示一律作廢^{[197]:429-430}。3月19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出《關於集中力量執行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任務的決定》。《決定》要求：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機關要視情況抽調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人員，立即投入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的工作，即「三支兩軍」。但是，在1967年初混亂的局面下，軍隊難以區分究竟誰是造反派，誰是保守派。此外軍隊大多數對造反派不抱好感，反而與保守派在許多問題上有共鳴^[197]:431。例如青海支左初期即發生了軍區部隊屠殺「造反派」的二二三事件。但在4月6日《軍委十條》出台和中央的批評之下，福建、四川、甘肅、廣東、湖南、江西、河南、吉林等地的軍隊支左負責人先後作檢討，按照中央的指示支持特定的「造反派」群眾組織奪權，形勢完全逆轉。同時軍隊代表作為「三結合」的主要力量，加入了奪權後成立的革命委員會。在軍隊的支持下，到1968年，全國由下而上地全面實現了奪權^[198]。據統計^[199]，現役軍人擔任省、直轄市和自治區革委會主任的共20名，占總數的69％，擔任縣以上各級革委會主任的一般在80％以上：例如北京市占78％，廣東省占81%，遼寧省占84％，雲南省占97％，湖北省占98％等，軍隊幹部事實上掌握了各地的領導權。

與此同時，在中央，陳伯達、江青等開始將鬥爭對象轉移到當時中央第四號人物、主要協助周恩來維持社會和生產秩序的陶鑄。此後雖然毛澤東對於陳伯達、江青隨意針對文革小組同僚的行為提出指責，並且要求他們在小組內自我批評，但是並未插手陶鑄被「打倒」。^[170]:189 不過毛澤東對於陳、江的批評是這些在文革開始後權力日大的活躍人物第一次重大受挫，也促使一些不滿其做法的中共元老做出了聯手抗爭。2月11日和2月16日，在周恩來主持的兩次中央碰頭會議上，陳毅、葉劍英、譚震林等七位國家和軍隊的最高層領導對當時混亂的局勢感到不滿，發表反對造反運動的強硬談話，與張春橋等人當場發生激烈爭論。此後張春橋召集姚文元、王力，先與請病假的江青會面，隨後於當晚即會面毛澤東，匯報了這些元帥副總理的發言。最終毛澤東認為這是從根本上反對文化大革命，而這次事件則被張春橋等稱為「二月逆流」。^{[170]:195-196}此後雖然這些領導人並未立即被正式停職，但實際上國務院、政治局在少了他們以後已經無法繼續正常工作，中央文革小組實際已經取代了政治局的地位。到該年5月，針對劉少奇、鄧小平的批判已經完全公開化。

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的風潮已經蔓延至南面受英國統治的香港，爆發六七暴動，左派策動炸彈襲擊平民^[200]。1967年7月8日上午，約300名廣東民兵非法越境，當中約100名民兵與香港警察爆發槍戰，造成香港方面5死12傷^[201]；中國方面1死8傷^[202]，中英雙方互相抗議^[203][202]。暴動直至同年12月才告結束。

與此同時，各個紅衛兵組織之間的矛盾也日益嚴重。3月份，中共中央就不得不發出通知，停止一切串聯活動。4月6日，中南海造反派第一次公開批鬥劉少奇。7月20日，武漢發生七二〇事件，江青批示「反革命運動」，乘機指責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搞兵變」。7月22日，江青首次提出「文攻武衛」的口號，支持左派，有些紅衛兵開始搶軍隊的權。8月7日，謝富治明確提出「砸爛公檢法」的主張，獲得毛澤東的支持^[204]。此後，全國衝擊軍隊、搶掠武器、槍支的事件不斷發生，武鬥由群體互毆升級為槍炮對打，全國進入內戰狀態。重慶大武鬥中甚至使用了自行反坦克炮、火箭炮、坦克、軍艦、重型登陸艇等重裝武器。9月，中��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表《九五命令》，規定不准搶奪解放軍武器裝備，解放軍對搶奪行為有權自衛反擊。大規模武鬥一直持續到1968年8月份才漸漸平息下來。

1967年3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小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其中規定：春節後各地小學一律開學；在外地串連的小學教師和學生應當返回本校；五、六年級和1966年畢業的學生，結合文化大革命，學習毛主席語錄、「老三篇」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學習「十六條」，學唱革命歌曲；一、二、三、四年級學生學習毛主席語錄，兼學識字，學唱革命歌曲，學習一些算術和科學常識^[205][206]。

3月16日中共中央印發所謂《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自首叛變材料的批示》和附件，把1936年8月至1937年3月薄一波等經組織決定先後出獄錯定為「自首叛變」。從此掀起「抓叛徒」的惡風（這件錯案已於1978年12月16日宣布徹底平反）。林彪、江青等還誣稱有一條所謂「劉少奇叛徒集團組織路線」，由此製造了「新疆馬明方叛徒集團」、「東北叛徒集團」、「南方叛徒集團」等重大冤案。

4月7日，《人民日報》頭版發表了《戳穿〈修養〉再版的惡毒用心》^[207]：

一九六二年，國際國內兩條路線的鬥爭異常激烈。《修養》的作者、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是真的在反對「『左』傾機會主義」嗎？不！他是打着反對「『左』傾機會主義」的幌子，來攻擊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妄想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翻案，從而否定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否定毛主席的正確領導，以便他篡黨奪權，取而代之。一九五九年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對三面紅旗，反對社會主義，反對毛主席思想，反對毛主席，這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殊死鬥爭，是一場保衛毛主席、保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保衛社會主義的你死我活的大搏鬥。

在「抓叛徒」活動最猖獗的時候，5月17日，江青還利用三十年代由國民黨特務機關偽造的所謂《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事》的抄件，妄圖誣陷、攻擊周恩來^[208]。 5月11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說《〈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一文是經過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通過的重要文章，要求各單位「認真地組織學習和討論，進一步深入地開展對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十八日，《人民日報》、 《紅旗》雜誌發表編輯部文章《偉大的歷史文件》，繼續以「中國赫魯曉夫」為代名詞，對劉少奇進行上綱上線的批判。^[209]

196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印發《關於建造毛主席塑像問題的指示》。 這個指示除了要求各地由中央統一規劃建造毛澤東塑像外，還提到：「各地編印了一些毛主席沒有公開發表過的講話材料，甚至將別人的講話、詩詞也編進去了。中央重申：毛主席沒有公開發表過的講話、文章、文件、詩詞，未經毛主席和中央批准，一律不得編印，不得出版發行。^[210]

1967年8月，毛澤東號召「就地鬧革命」，10月，中共中央發文要求「複課鬧革命」，紅衛兵全國大串連活動才基本結束。1968年春天，繼「四個偉大」口號後，在全國範圍內對毛澤東的盲目崇拜出現新的高潮，口號是「三忠於四無限」。 而1968年5月起，按毛澤東的要求，全國陸續開展了「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各地採用軍管會和進駐工宣隊的方式，對在文化大革命進程中，以各種名義，各種方式揪出來的所謂「地、富、反、壞、右、特務、叛徒、走資派、漏網右派、國民黨殘渣餘孽」，進行了一次大清查。非官方的數據認為，此間全國有3,000萬人被斗，50萬人死亡^[45][211]。

不過此時的毛也已經發現局勢有些失控。全國武鬥日益嚴重，打死、打傷的人不計其數，接近於開始一場內戰。1968年7月27日，中央派出「工宣隊」進駐各高校，試圖停止武鬥，實際採取的正是兩年前劉少奇、鄧小平等因之獲罪的措施。但在清華大學，造反派頭子蒯大富無視工宣隊，甚至下令抵抗，打死五人，情況已經非常嚴重。8月5日，毛澤東將來訪的巴基斯坦外交部長贈送的一籃芒果轉送給了進駐清華大學的工宣隊，表示支持工宣隊，並引發「芒果崇拜」^[212]。8月26日，毛澤東的「最高指示」下達全國：「工人宣傳隊要在學校中長期留下去，參加學校中全部鬥、批、改任務，並且永遠領導學校。在農村，則應由工人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者——貧下中農管理學校。」武鬥才逐漸平息，工人階級開始領導文革。10月，毛澤東提出幹部下放，於是全國各地大批被打擊的幹部下放五七幹校。12月，毛澤東又下達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指示，這是鑑於青年情緒激動難以穩定控制的考慮，於是將這些人清除出城市，人選以1966、1967、1968年的初高中畢業生（後來稱為「老三屆」）為主，中國文革期間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開始。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中央委員會提出了新黨章，提請接下來的中共九大批准，第一次將林彪正式作為毛澤東的繼承人，而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則被定為「叛徒、內奸、工賊」、「永遠開除出黨」。10月17日人民日報公布了中央決定，攻擊劉少奇是中國的赫魯曉夫：^[213]

廣大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在學習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的時候，憤怒地批判了中國赫魯曉夫在建黨路線上推行的「階級鬥爭熄滅論」、「馴服工具論」、「群眾落後論」、「入黨做官論」、「黨內和平論」、「公私溶化論」等反革命修正主義謬論。他們指出，中國赫魯曉夫大肆推行他的所謂「六論」，就是妄圖用修正主義來腐蝕工人群眾，腐蝕我們的黨，扼殺黨和黨員的無產階級革命性，使無產階級的革命黨蛻化變質，為他復辟資本主義的罪惡陰謀服務。他們表示，一定要在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領導下，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為武器，徹底批倒批臭中國赫魯曉夫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建黨路線，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建黨路線指引下，把我們的黨建設得更加堅強，更加純潔，更加朝氣蓬勃。

隨後，1968年11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帝修反的走狗　社會主義的叛徒》，批判劉少奇攻擊毛澤東親自樹立起來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大肆販賣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黑貨，瘋狂地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惡活動。文章還認為紀錄片《訪問印度尼西亞》是反動影片，「這部由叛徒劉少奇自導自演，並通過他的老婆王××出馬督陣炮製出來的毒草影片——《訪問印度尼西亞》，是一個反面教材。通過影片，我們可以看到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利用出國訪問的機會，拚命鼓吹「議會道路」，大肆販賣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黑貨，瘋狂地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惡活動。影片中的許多事實證明，劉少奇這個黨內頭號走資派是美帝國主義、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走狗，反動派的幫凶。」^[214] 1969年3月15日，《紅旗》社論《關於總結經驗》一文中則開宗明義地寫出：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一場政治大革命。這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派和億萬革命群眾粉碎黨內修正主義派別的偉大鬥爭。這場政治大革命不是偶然發生的。它是存在於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以劉少奇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兩條路線尖銳反覆鬥爭的必然結果……就可以知道蘇修這次的武裝挑釁不是偶然的，正同美帝國主義的本性是不會改變的一樣，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本性也是不會改變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徹底打倒了劉少奇等一小撮美帝、蘇修的代理人，使蘇修妄圖通過「和平」手段變中國為蘇修社會帝國主義殖民地的夢想徹底破產。^[215]

毛澤東在大會上的發言從一定程度上維護了鄧小平，使其得以去江西的一家拖拉機場工作、反省，而沒有得到毛澤東維護的另外兩名元老劉少奇、賀龍則不得不面對更加嚴酷的待遇。劉少奇被匿名關押，缺醫少藥，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開封的一座封閉的舊銀行中因肺炎去世，1967年後就未能與其見面的妻子王光美被繼續關押至文革結束後的1979年^[170]:278。而元帥賀龍則連基本的飲食飲水都得不到供應，「賀龍專案組」還刻意造成錯誤用藥，促使其於1969年6月9日在北京解放軍三〇一醫院去世^[170]:281。這次全會從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文革對於中共政治局面的影響，中央委員會1966年十一中全會後仍然在世的87位正式中央委員中，僅有40人被邀請出席十二中（其餘多數已經被「打倒」），1956年及1958年八大選舉的96名候補委員中，僅有19名參加了會議，其中10人被補選為正式委員，替換已去世的10名正式委員（其中兩人自殺身亡），才使得出席人數達到了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的最低標準。而與此同時，又有74名非中央委員會委員或候補委員被邀請參加了大會，主要來自文革開始後得勢的中央文革小組、「奪權」成功的各省市的革命委員會、實際控制局勢的解放軍機構等，也使得大會成為中共歷史上罕見的與會非委員人數超過委員的奇觀。^[170]:273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2月5日發出《關於反對鋪張浪費的通知》和《關於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指示》。三份文件合而為一，成了「一打三反」運動。由中共各級組織正式領導，以政治運動的方式，對相當多的人進行了死刑，有期徒刑和剝奪政治權利的懲罰。27歲的遇羅克就是在1970年3月5日，一打三反運動高潮中，在北京被公審宣判死刑，並立即執行。

1969年4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中共九大正式會議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報告。報告以「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為核心，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是對馬列主義理論和實踐的一個偉大的新貢獻。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所謂「鬥、批、改」的新任務，宣告「摧毀了以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揭露了以劉少奇為總代表的黨內一小撮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粉碎了他們復辟資本主義的陰謀」。^[217]在大會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過程中，林彪、江青集團的主要成員幾乎全部進入了中央委員會。^[218]在這次會議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作為黨的接班人列入《黨章》^[219]。國家主席劉少奇已經被打倒，主席一職懸空，周恩來繼續保持黨內第三的位置且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擔當處理國家日常事務大權^[220]。

九大會議由林彪作政治報告。原政治報告草稿為陳伯達所寫，題目為《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221]。該題目遭到毛澤東反感，後由張春橋起草政治報告，林彪在會上宣讀。而中共官方指出，林彪對張春橋起草的報告不滿，宣讀時磕磕巴巴，照本宣科^[222]。張的報告中不斷引用毛澤東語錄，再度批判「劉少奇反革命集團」，還讚揚了軍隊的作用。會議的第二項議程是修改黨章。新的黨章中明確提到「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從此毛澤東與林彪的名字就一直聯繫在一起。會議還選舉了中共的新領導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江青、林彪集團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周恩來維持了自己的地位，至於陳雲等一些中共元勛則全都被排斥在政治局之外。而有資料稱，周恩來在九大期間地位上升，並幾乎成為黨的第二副主席^[223]。

1968年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因劉少奇被免去黨內外一切職務並開除出黨，國家主席職務空缺。到了1970年因面臨召開第四屆全國人大，憲法需要修改以容納文革綱領。1970年3月，毛澤東在收到周恩來送來的憲法修改草案提要和一封信之後明確與汪東興說，「憲法中不要寫國家主席這一章，我也不當國家主席。」^[224]。3月8日晚，汪東興在周恩來主持的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的這一指示。中央政治局一致擁護毛澤東的建議^[225]。整個過程中，林彪僅有一次單獨表態，即在1970年4月11日，林彪寫信給毛澤東「一，關於這次『人大』國家主席的問題，林彪同志仍然建議由毛主席兼任。這樣做對黨內、黨外、國內、國外人民的心理狀態適合。否則，不適合人民的心理狀態。二，關於副主席問題，林彪同志認為可設可不設，可多設可少設，關係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認為，他自己不宜擔任副主席的職務。」^[226] 周恩來向政治局轉達了林彪的建議，「多數政治局成員同意仍由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周恩來對此也沒有提出異議」^[226]。

由於按照黨的紀律，少數服從多數。在除毛澤東外多數政治局委員要求設立國家主席的情況下，毛澤東再度以個人權威壓倒集體決議，以《三國志》中，孫權勸曹操稱帝的故事為典故，聲稱「孫權是要把他放在爐火上烤。我勸你們不要把我當曹操，你們也不要當孫權。」^[227]九屆二中全會上，事情再度出現轉折，康生、周恩來、陳伯達等人再度要求設立國家主席^[228]。周恩來建議設立國家主席是為了外事活動，如毛澤東不願意參加外事活動，可以授權他人進行。憲法修改小組的康生對撤銷國家主席反應激烈，他認為撤銷國家主席違背民眾願望，但又不能違反主席的指示，導致他們修憲小組壓力很大。陳伯達表示毛澤東任國家主席是對人民的鼓舞。^[228] 林彪僅表示附和^[228]。

有學者認為^[229]，國家主席問題涉及國家體制，多數政治局委員對於涉及國家大事的重大問題有激烈反應完全可以理解。而撤銷國家主席職務這樣的更改國家體制的提議，毛澤東應光明正大地說明原因和理由，但他一直未能做出解釋，反而指責反對者有陰謀^[229]。中共的史料對此也指責反對者，即林彪覬覦國家主席職務而引起毛澤東懷疑^[230]，「林彪陰謀設立國家主席以篡黨奪權」^[231]。

有學者認為^[229]，據中共承認^[232]，毛澤東最早公開指出林彪有篡奪國家主席野心是在1971年8月南巡期間^[233]，而中共迄今認定林彪有篡奪國家主席野心的唯一證據^[229]是���法憲在1971年10月21日對中央專案組揭發葉群對他的談話^[234]。該學者認為，根據這兩個時間可以得出毛澤東是在得到證據兩個月之前就開始懷疑林彪陰謀奪取國家主席職務的結論。

關於毛澤東與林彪關係惡化的原因，目前有兩種對立的說法。中共官方說法是林彪覬覦國家主席，篡黨奪權的野心引起毛澤東懷疑，後林彪襲擊毛澤東專列未果，倉皇出逃。而有學者則提出相反的觀點^[220]，認為是九屆二中全會上陳伯達與張春橋的文人相鬥，引起了大會成員對張春橋的怒討。而偏袒張春橋的毛澤東則懷疑這種大規模聲討（毛澤東語「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運轉之勢」^[235]）是林彪背後指使，故引起毛澤東批判陳伯達，矛頭對準林彪，毛林關係由此惡化。這個觀點認為國家主席問題僅僅是為遮掩批鬥張春橋事件引發毛林關係惡化的一個藉口^[220]。

高文謙等學者則明確指出^[220]，毛澤東在1971年8月繞過黨中央直接向南方的地方幹部揭發林彪問題，並採取「摻沙子」「拋石子」等辦法鬥爭林彪，均成為後來林彪出走事件的直接原因。

受到挫敗的林彪，雖然並沒有被直接點名批評，但毫無疑問他也已經意識到，其在黨內的地位已經搖搖欲墜。在這種情況下，林彪及其兒子林立果與其親信組成了代號為「聯合艦隊」的秘密組織，並在林彪等人的根據地上海制訂了著名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五七一」取自「武裝起義」的諧音）。紀要內明確提出「一場新的奪權鬥爭勢不可免，我們不掌握革命領導權，領導權將落在別人頭上。」林彪的計劃是要利用空軍為主導武力奪權，如果成功的話就可以一舉逮捕所有要員，獲得全國的政權。另一種可能性則是形成割據局面。

有學者對此說法提出質疑^[236]，認為迄今尚無任何證據證明林彪參與《五七一工程紀要》的制訂，甚至連林彪親信李作鵬，吳法憲，邱會作等人均不知道該紀要的存在。該學者提出一個論點，即「似乎死了的（指飛機上摔死的），都是『571工程紀要』的目擊者，而活着的，卻沒有一人見過這個『綱領』。」^[237]

不過林彪的計劃並沒有實現，政變失敗了。根據香港《明報》幾星期後的報導，1971年9月8日至10日之間，毛澤東曾在上海險些遭到一系列襲擊。在此之前公安部就已經接到情報，稱林彪正在預謀一起重大政治陰謀，一批軍中林彪的親信正在接受特殊軍事訓練。而上海的襲擊陰謀則完全證實了該情報。此外還有其他各種傳聞，稱毛澤東在往北京的火車上險些遭襲，甚至有人到毛澤東寓所行刺。這些傳聞是否屬實不得而知。

據中共官方表述，9月13日晚，林彪等人倉促從隸屬海軍的山海關機場乘256號三叉戟飛機準備逃往蘇聯伊爾庫茨克，飛機在沒有副機長和領航員且跑道燈未開的情況下強行起飛，在進入蒙古國領空幾百公里後在溫都爾汗墜落，林彪及其妻子葉群、兒子林立果、駕駛員潘景寅在事故中喪生，是為九一三事件。而在同一天，北京的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商討林彪事件。直到9月14日林彪墜機的消息才傳到北京。當年10月1日的天安門國慶慶祝活動也被取消。

近年來，有學者發現林彪飛機的飛行軌跡是從山海關至蘇蒙邊境後折返蒙古，在蒙古墜毀^[238]。林彪出走事件因整個事情撲朔迷離，其出走原因，出走過程，出走目的，出走性質仍然爭議極大^[239]。

林彪之死，一方面使毛澤東精神上受到極大打擊，身體狀況急劇變差；另一方面國家也失去了原定的接班人。1972年9月，毛澤東將王洪文從上海調到北京，次年在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上就成為名列周恩來之後的黨的排名第二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似乎有意培養為接班人。十屆一中全會選舉毛澤東、王洪文、葉劍英、朱德、李德生、張春橋、周恩來、康生、董必武為中央政治局常委^[240]。從此，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內結成「四人幫」^[241]。1973年，十大黨章刪去了九大黨章中有關林彪為接班人的內容。十大黨章繼續肯定了「文化大革命」，並且強調「這樣的革命，今後還要進行多次。」^[242]

當時蘇聯以「人性論」來反對「階級論」，以「人道主義」來代替共產主義，以和平主義來反對革命戰爭。蘇聯出版了一系列專門著作和論文，宣傳尊儒反法。吹捧孔孟的「人道主義」，大罵法家「反人道主義」，被中國說成是要用孔孟之道給林彪撐腰打氣，從內部顛覆中國的無產階級專政^[243]。蘇聯學者說孔子提出了"世間和平和安寧"的思想，孔子學說中包含着「民主思想」^[244]。

1973年7月，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說，林彪和國民黨都是尊孔的。1974年1月18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轉發由江青主持選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批語說：這個材料，對於繼續深入批判林彪路線的極右實質，對於繼續開展對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對於加強思想和政治路線方面的教育，會有很大幫助^[245]。此後江青等人便發動了「批林批孔運動」，以及批「黑畫」運動。蘇聯攻擊批林批孔運動是「反對國內的國際主義力量」^[246]，在國際上宣傳孔子是「最理想社會和國家制度的政治理論創始者」^[247]。1974年1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孔老二的亡靈和新沙皇的迷夢——評蘇修尊孔反法的卑劣表演》一文指出：蘇修尊孔反法是為了反華。而林彪這個「超級間諜」，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的重要時刻，一面大肆吹捧孔老二，一面陰謀策劃反革命政變。《「571工程」紀要》反革命武裝政變計劃中供認，他要投靠蘇修，找「保護傘」，並肯定他們的反革命「行動會得到蘇聯支持」。《人民日報》隨後發表社論《把批林批孔的鬥爭進行到底》，指責「林彪叫喊中庸之道『合理』，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鬥爭哲學，攻擊反修鬥爭『做絕了』，妄圖投降蘇修，把我國變為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殖民地。」^[248]《文史哲》雜誌指出：「文化大革命是生產力發展的強大動力，把批林批孔這個頭等大事抓好，就一定能夠促進我國社會生產力的更加蓬勃發展。」^[249]這場運動的主要目標就是批判宣揚「上智下愚」維護等級制度的孔孟之道，毛澤東曾經在一次接見外賓時讚揚秦始皇，並且針對郭沫若的《十批判書》寫了一首詩表示異議，而四人幫把此事提升為「儒法鬥爭」。批林批孔運動很快被篡改為所謂研究儒法鬥爭史的運動。林彪死後，周已經成為四人幫在毛澤東死後獲取政權的最主要障礙。「批林批孔運動」雖然是對着死去的孔丘和林彪，周恩來卻強調林彪「左」的錯誤，而此時中國普通老百姓經過長時間的政治運動，對各種新的批判運動也失去了興趣。四人幫的「批林批孔」並不是很成功。

1973年3月，根據毛澤東意見，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鄧小平第二次復出政壇^[252]。1974年10月，周恩來病情惡化入院後，中央委員會委員鄧小平獲任排名第一的國務院副總理，其後被增補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實際負責政府日常工作，工作方向就是延續周恩來提出的「四個現代化」目標。1975年2月，毛澤東不顧「四人幫」的反對，堅持將鄧小平重新推上重要領導崗位來主持黨政軍日常工作，並支持鄧小平領導開展「全面整頓」，恢復經濟和國家政權正常運轉^[253]。鄧小平領導的全面整頓，到後來發展成為一場有組織有領導的聲勢浩大的全面糾正文革錯誤的大動作。《人民日報》發表毛的指示《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毛主席指出：列寧為什麼說對資產階級專政，這個問題要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1975年8月，四人幫依靠毛澤東的談話內容發起了「評《水滸》、批宋江」運動，矛頭指向周恩來、鄧小平，《水滸傳》也因此被大量出版發行^[254][255]。到了9月，毛澤東也病重，毛澤東把他的姪兒毛遠新由瀋陽調回北京陪在身邊當上傳話人。11月，在毛遠新等人多次「提醒」下，毛澤東開始擔心文革之後被翻案，要求鄧小平作出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但鄧以「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婉拒，導致毛澤東不滿^[251][256]。11月下旬，中共中央召開「第一次打招呼會議」，鄧小平的全面整頓工作中斷、毛澤東讓他「專管外事」^[251][256]。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去世，但悼念周恩來的活動卻受到政府壓制。從第二天開始，北京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就已經出現了紀念周恩來的花圈，向紀念碑前送花圈，這在過去是從未出現過的，全國都有自發的紀念活動。1月15日，是周恩來的追悼會，鄧小平致悼詞^[257]。2月，情況再度改變，自認已經沒有了障礙的四人幫開始打擊鄧小平，2月底至3月初，中共中央召開「第二次打招呼會議」，經毛澤東批准，搞出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針對的正是鄧小平。經毛澤東提議，中央政治局委員華國鋒出任國務院代總理。3月底，南京爆發了悼念周恩來、支持鄧小平、反對四人幫的「南京三·二九事件」，並迅速擴展到全國。4月4日清明節，從3月底開始北京群眾自發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紀念周恩來的逝世，同時也有人是對四人幫的抗議。人們還自行在紀念碑上張貼悼詞，並送來花圈。廣場上還逐漸出現了一些直接針對四人幫的批判性文章。到4月5日，已經有大約200萬人來過廣場。由於擔心有人放火焚燒堆積在紀念碑四周的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派出警察在夜間把花圈收走。對立情緒演變成燒毀汽車和房屋，於是要求各單位禁止本單位人員去廣場，並下令廣場上的人群離開，當夜，廣場上剩下的200餘人不肯離開，被北京市委組織的工人民兵拘留甄別後遣散。這一事件後來被稱為「四五天安門事件」，中共中央政治局定性為反革命活動，撤消鄧小平的一切職務、保留黨籍，鄧小平第三次下台^[256]。同時決定，華國鋒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正式成為毛澤東的接班人。天安門事件直到1978年冬才完全平反。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中央政治局常委只剩下華國鋒、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毛澤東逝世前的五個月給華國鋒寫了三句話：「慢慢來，不着急」、「照過去方針辦」、「你辦事，我放心」。四人幫在上海組織民兵，有奪取政權之意。^[258]

9月16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社論（簡稱「兩報一刊」社論）《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說：「毛主席與世長辭了，毛澤東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深入人心，毛主席開創的革命事業後繼有人。」「毛主席囑咐我們『按既定方針辦』」^{[註 6]}。當前要把「批判鄧小平、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繼續深入地開展下去，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社論發表以後，江青給張春橋打電話：「毛主席的臨終囑咐發表出去以後，有什麼反應沒有？我已對文元同志強調，宣傳工作要以宣傳毛主席的『按既定方針辦』為中心，要反覆宣傳。」在姚文元的再三再四指示下，北京、上海各主要報刊《人民日報》、新華社《內部參考》、《紅旗》雜誌、《光明日報》、《文匯報》、《解放日報》、《學習與批判》雜誌等連篇累牘地宣揚「按既定方針辦」。據從9月17日至30日的不完全統計，上述6種報刊就登了宣揚「按既定方針辦」的消息和文章236篇，《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都把「按既定方針辦」做了通欄大標題。《光明日報》在報眼毛主席語錄欄，連續9天刊登「按既定方針辦」；從9月17日到10月4日的17天中，有45篇悼念毛主席逝世的文章和消息被塞進「按既定方針辦」的內容，就連一些專刊專頁的文章和詩歌散文，也被強加上「按既定方針辦」的話，達到了「四人幫」所要求的讓「按既定方針辦」覆蓋報紙版面的目的。 9月21日《文匯報》頭版頭條大標題是《上海工人階級堅決支持毛主席的既定方針》；9月24日《解放日報》一版頭條通欄大標題是《駐滬三軍上海民兵堅決執行毛主席的既定方針》；《學習與批判》雜誌在第10期刊出該刊記者寫的《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上海千萬人民的戰鬥誓言》。^[260]

10月2日，華國鋒在喬冠華9月30日送來的《中國代表團團長在聯合國大會第三十一屆會議上的發言》送審報告上批道：「此發言有誤，文中引用毛主席的話，我查了一下原件，與毛主席親筆寫的錯了三個字，毛主席寫的和我在政治局傳達的是『照過去方針辦』。為了避免再錯傳下去，我把它刪去了。」10月4日，《光明日報》登載《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以下簡稱《永》），文中說「按既定方針辦」這一諄諄囑咐，是偉大領袖毛主席對我們黨和整個共產主義運動的高度概括和深刻總結，「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就是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社會主義，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任何修正主義頭子，膽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是絕然沒有好下場的」。^[260]

1976年10月6日——《永》文發表的第三天，國務院總理華國鋒在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的支持下，以通知四人幫成員開會為名，由汪東興負責的警衛部隊8341部隊就地逮捕四人幫所有成員，對其進行「隔離審查」^[261][262]。立即派以劉西堯為首的工作組進駐《光明日報》，接管了報紙的宣傳大權；繼而宣布對《光明日報》社臨時領導小組負責人（即總編輯）莫艾隔離審查，責成莫艾交代《永》文發表經過和他同姚文元的關係^[260]。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華國鋒擔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成為最高領導人。這次事件被稱為「粉碎四人幫」，標誌着持續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結束。

1977年8月12日，華國鋒於中共十一大宣佈，「歷時十一年的我國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幫」為標誌，宣告勝利結束了。」^[263]

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後，時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華國鋒成為中共黨內排名第一的領導人，並在同年10月發生的懷仁堂事變後被補選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成為最高領導人。10月10日，鄧小平親自寫信給華國鋒，呼籲結束「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265]

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的決議》，決定永遠開除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洪文、張春橋以及中央政治局委員江青、姚文元的黨籍，撤銷他們的黨內外一切職務。全會一致通過《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恢復鄧小平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266]

1977年8月，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通過《關於追認華國鋒同志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決議》決定華國��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全會一致認為，華國鋒是毛主席的好學生、好接班人。華國鋒先後接替周恩來和毛澤東兩人的職務，成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首位也是至今唯一一位，集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領導人。中共十一大選出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和汪東興為副主席，五人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267] 在此次會議上，華國鋒還宣布「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勝利結束，但仍以肯定的態度對待文革。批判了四人幫炮製的「老幹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資派」的反動公式，揭發了他們篡黨奪權、策動反革命武裝叛亂的陰謀，宣告「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幫」為標誌而結束^[264]。繼續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認為「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結束，決不是階級鬥爭的結束，決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結束」。 因此，今後依然要以兩個階級、 兩條道路鬥爭為綱^[264]。

華國鋒雖然成功擊潰了四人幫，但是由於他的權力來源只是毛澤東的遺言「你辦事，我放心」六字以及汪東興等支持，面對着鄧小平這一批元老，華國鋒的經驗、政策、革命歷史也比不上鄧小平，故華國鋒憂心會被這些元老奪去大權，所以他奉行的依然只是毛澤東的政策及方向，他提出「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政策，我們都要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要始終不渝地遵循。」^[268][269]

1975年1月，中共十屆二中全會選舉鄧小平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對文革進行了1975年整頓^[270]。1975年11月起，毛澤東、四人幫等人又發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批判鄧小平。1976年4月，鄧小平因為「四五天安門事件」被撤職。

1977年7月的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被恢復撤職前的一切黨政軍職務（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解放軍總參謀長），他的支持者胡耀邦、趙紫陽、萬里也進入了中央委員會^[271]。同年8月，鄧小平在十一屆一中全會上繼續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成為黨內排名第三的領導人。

1978年3月，鄧小平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主席。1978年5月，鄧小平把握機會，由他最親密的戰友、當時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胡耀邦負責，在《光明日報》發表由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胡福明初創的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該文在全國引起廣泛討論。他們巧妙地利用毛澤東的語錄，來為自己造勢，當時凡是支持該文實用主義論點的，都是鄧小平的支持者，而黨內大部分人確實接受了該觀點（唯一沒有表態的是華國鋒和毛澤東的親信汪東興）。7月1日，建黨節時，鄧小平成功地公開了毛澤東1962年為「大躍進」在黨內作自我批評的談話，表明即使是毛澤東也會犯錯誤，間接批評「兩個凡是」。到了9月，鄧小平已經開始公開批評華國鋒的「兩個凡是」了。^[272]

1978年12月18日，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鄧小平在會上提出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華國鋒被迫在會上作自我批評，承認「兩個凡是」的錯誤，而汪東興也被批判並被免去了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一職。會上還重新評估了1976年的四五天安門事件，為其平反，確認了鄧小平的領導地位，同時支持鄧小平當權的陳雲被增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員會副主席，鄧穎超、胡耀邦和王震被增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而在文革初期被撤銷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也在三中全會上被恢復，由陳雲出任第一書記，同時在1966年成立的中央專案審查小組被撤銷。1979年1月胡喬木在中央宣傳部會議上指出康生對毛澤東的四個存在理論進行了篡改，強調黨的歷史不等於就是路線鬥爭的歷史^[273]。同年9月，趙紫陽和彭真在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上被增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1980年2月29日，鄧小平的親信胡耀邦和趙紫陽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被增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支持華國鋒「兩個凡是」的汪東興、紀登奎、吳德、陳錫聯四人在會上辭職，退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時五中全會恢復了在1966年被廢除的中央書記處，由胡耀邦出任中央書記處總書記，支持改革開放的萬里和谷牧也進入中央書記處，權力高度集中於華國鋒的情況被改變。同年9月，趙紫陽在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接替華國鋒出任國務院總理，而抵制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的陳永貴被解除了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1981年6月，華國鋒迫於以鄧小平和陳雲為首的中共元老的壓力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辭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由胡耀邦接任中共中央主席，鄧小平本人接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同時支持改革開放的習仲勛被增補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而華國鋒僅象徵性保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職務，至此鄧小平成為中國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1982年9月，華國鋒在中共十二大上僅當選中共中央委員，徹底退出中央領導核心，而中國的權力格局也變為以鄧小平和陳云為首的雙峰政治並一直持續到1995年陳雲逝世。

1976年10月6日，華國鋒聯合葉劍英和汪東興等黨政軍要人，在中南海懷仁堂將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和毛遠新以「隔離審查」名義抓捕並拘禁。次日凌晨，華國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秘密會議上接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結束了毛澤東所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10月24日，北京百萬軍民在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慶祝大會，慶祝粉碎「四人幫」。

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在北京市東城區正義路1號公開審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公開審判林彪、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最後在1981年1月判決江青和張春橋死刑緩期兩年執行，並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王洪文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戚本禹18年（1967年就入獄），遲群18年，劉慶棠17年。對自1970年就被捕入獄的林彪集團成員的判決結果是：黃永勝、陳伯達、江騰蛟18年；吳法憲、李作鵬17年；邱會作16年。

10月18日，懷仁堂事件後不久，華國鋒領導中共中央印發《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事件的通知》，要求向全體黨員傳達毛澤東批評四人幫一系列指示，說明黨中央同四人幫鬥爭之經過、以及對四人幫實行隔離審查的原因，指導開展「揭發批判四人幫運動」（簡稱「揭批查運動」）。「揭批」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範圍內揭發批判林彪、「四人幫」的罪行，「查」指清查文革中與林彪、「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的運動。從1976年10月持續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鄧小平上台。^[274]

鄧小平上台後，鄧小平、胡耀邦等人積極進行了平反冤假錯案，但是期間亦有打擊面過大、冤假錯案及選擇性辦案的情況。1980年，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召開，原國家主席劉少奇、原中央書記處書記彭真等大部分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領導人被平反^[275]。胡耀邦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的另一親信趙紫陽也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9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華國鋒迫於形勢，辭去國務院總理一職，由趙紫陽接任。

1983年，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通過了關於整黨的決定。鄧小平講話要「清理三種人」，即在文革中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五月十日新華社報道，中共天津市委會同中國船舶工業總公司黨組等有關部門作出決定，解散由「文革」中犯有嚴重錯誤的幹部和造反起家的人為核心的707所黨委。中共中央整黨工作指導委員會辦公室為這篇報道加的按語說，原中共707所黨委，組織上嚴重不純，政治上思想上頑固對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已經變質，完全喪失了一個黨組織應有的作用。

1984年3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徹底否定「文革」就要堅決清理「三種人」》。4月23日，《人民日報》又發表評論員文章《就是要徹底否定「文革」》。1984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整黨工作指導委員會發出第9號通知，明確強調要進行徹底否定文革的教育。^[276]《紅旗》發表評論員文章《深入進行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八月六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向全軍各單位發出《關於在部隊中深入進行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教育的意見》。強調：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從思想、政治和組織上撥亂反正的一個根本問題。

在撥亂反正期間，中國共產黨並未徹底清算文革、同時限制反思文革也一直飽受爭議^[110][111]。1980年代，中國大陸又開展了「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左傾運動。有學者認為這些運動是繼文革之後再次發生的左傾運動、是文革的「迴光返照」^{[277][278][279]}。也有人認為，雖然《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否定了文革，但該決議並未徹底清算文革的罪錯、未能進行深度反思，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對文革徹底清算將會影響中共執政的合法性，故一直未能開展^{[110][111][280][281]}。此��，對毛澤東的評價也歷來充滿爭議。1979年起，以魏京生為代表的異議人士發動了「西單民主牆」運動，在北京西單地區張貼標語、大字報，批評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和中國共產黨，但受到了鄧小平等人的打壓^[282][283]。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在北京召開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3月30日鄧小平在會上提出「四項基本原則」，不許否定社會主義、共產黨領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284]。

另一方面，文革中還發生了許多大屠殺事件，而其中的直接領導者和部分主要犯罪分子並未受到法律的審判，或者僅受到了輕度的處罰（如有期徒刑或開除出中國共產黨），這在部分地區引起民憤，亦有民眾前往北京上訪^[285][286]。與此同時，1980年代起，巴金等知名學者曾公開呼籲要建立「文革博物館」，讓後人記住這段歷史並從中吸取教訓，防止歷史重演；該呼籲獲得不少民間人士的支持，但一直未得到中共中央的回應^[287][288]。

1980年代「新啟蒙運動」席捲中國大陸思想界和民間社會，提倡五四精神「民主」與「科學」，提倡人道主義和普世價值，反文革、反封建、反傳統，後因六四事件的爆發而中斷，直至1992年鄧小平南巡^{[100][101][102][103]}。但此後中國大陸思想界產生分歧與爭論，逐漸形成了「自由派」和「新左派」兩大陣營^[103]。相比於鄧小平時代最大的區別，鄧小平當年高調否定文革，而此後的部分當權派越來越得勢、比過去更腐敗，當局則逐漸開始迴避文革話題，並希望人們遺忘文革，同時打壓自由民主派等各方對文革的探討和反思^{[289][290][291]}。有學者認為，這導致中國社會內部對文革的話語權越來越落入毛派手中，尤其是在網絡上，當權派希望把毛左的仇恨引向無權無勢的自由派知識分子，這種手法和毛髮動文革非常相似^{[289][290][291][292]}。自由派人士，包括前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等人，則呼籲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繼續改革開放、發展市場經濟，並加強民主、法治和憲政建設^{[104][107][293]}。

中國國內以及國際上的毛派和新左派人士、政黨則認為，文革的目的是發動群眾消滅官僚主義和修正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文革是一場正確的、必要的無產階級革命，但遭到了以「走資派」為首的修正主義者、文革後的「傷痕文學」以及國內外的資產階級學者、自由派等右派的抵抗、誣衊和歪曲；一些學者和親歷者也認為在文革在諸多方面實現了有益的突破，比如「四大」體現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當時的教育路線和課程實現了知識分子與勞動實踐、與工農兵的結合^[294]、推動了教育公平^{[295][296][297]}，破四舊以及「批林批孔」運動打倒了束縛勞動人民思想的舊道德舊文化等。至於文革期間的種種混亂和流血事件，則主要應當歸咎於以當時的高幹子弟為首的保守派^[298]。

文革期間，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方式主要包括大屠殺（包括官方處決）、武鬥、私刑、強姦、輪姦、自殺、批鬥，等等^{[72][299][300][301][302]}。綜合一些專業學者的研究結果，十年文革導致的中國大陸非正常死亡人數，從100多萬到2000萬不等^{[56][57][58][59][72][302][303]}。

• 根據中國人民日報出版社於2011年出版的《交鋒—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55][304][305]}、安徽人民出版社於1998年出版的《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錯案》^[306][305]，以及其它文獻記錄^[303][307]：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十大元帥之一的葉劍英披露，文革期間「死了2000萬人，整了1億人，浪費了8000億人民幣。」 另有來源指，葉劍英曾於1982年十二屆一中全會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披露文革相關數據，可得出文革非正常死亡342萬人、55.7萬人失蹤^[308][309]。

• 依據美國政治學教授魯道夫·拉梅爾於1991年所著的《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國》，文革期間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約為773萬1千人，即每1萬人口裡死亡96人^[310]。

• 依據作家張戎和愛爾蘭歷史學家喬·哈利戴於2005年所著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文革期間至少有300萬人非正常死亡^[311]。
• 依據華裔學者丁抒1997年在《開放》雜誌發表的文章，利用現有的歷史史料進行分析推論，得出文革非正常死亡人數大約在200萬左右^{[56][309][312]}。
• 依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四個部門於1996年聯合編著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文革期間共有172萬8千餘人非正常死亡，其中13萬5千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萬7千餘人，另有703萬餘人傷殘^{[308][313][314]}。

• 依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長、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陳永發於2001年所著的《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保守估計文革期間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約為172萬以上^[72][315]。

• 依據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安德魯·G·魏昂德和加州大學歐文分校教授蘇陽於2003年發表的學術論文，他們研究了1520份中國1987年後公開的縣誌，估計文革期間在中國農村地區：75-150萬人非正常死亡、相似數量的人口永久傷殘、3600萬人遭到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316][317]。

文革期間的大規模屠殺包括：廣西大屠殺（及大規模食人事件）、內蒙古內人黨事件、廣東文革屠殺、雲南文革屠殺、湖南文革屠殺、北京文革屠殺（紅八月）、江西瑞金大屠殺、川東殺俘狂潮、青海二二三事件、寧夏青銅峽事件，等等^{[63][72][299][300][318][319]}。廣西和廣東的屠殺情況較為嚴重，有學者指出廣西65個縣的公開縣誌中有43個記錄屠殺事件、其中15個縣的屠殺人數超過1000人，而廣東57個縣的公開縣誌中有28個記錄屠殺事件、其中6個縣屠殺超過1000人^[300]。且許多官方公開的縣誌中所記載的死亡人數低於官方機密檔案里的統計數據，存在掩蓋事實和混淆真假的問題^[301]。這些屠殺多是地方共產黨機構、政府機關、民兵甚至軍隊實施或組織實施的，屠殺的死者主要包括「地、富、反、壞、右」黑五類分子及其親屬，以及反對當地政府官僚的群眾組織成員；而雲南沙甸事件屠殺案的死者是信仰伊斯蘭教的回民^[300]。據保守統計，文革中全國發生的大屠殺造成至少30萬人死亡^[320][321]。

• 在廣西文革屠殺中，依據1981年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共中央辦公廳、中組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組織成立的特別調查委員會，官方最初承認的被屠殺者就不少於10萬人，亦有幹部和民眾私下裡認為是15萬、20萬或50萬^{[60][61][322]}。1984年，依據中共中央特別調查組最終統計，廣西文革期間有名有姓有地址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為8.97萬人，全區失蹤2萬餘人，無名無姓的死者3萬多人：其中，兩���武鬥死亡3700人，逼死7000人，其餘7.9萬多人，是有組織、有計劃、有領導地打死和槍殺的^[61][322]。 調查組發現，在武宣、武鳴、上思、貴縣、欽州、桂平、凌雲等縣都有吃人肉、挖心肝的暴行；僅1968年，廣西武宣縣被分屍吃人肉、吃心肝的至少有38人，全縣國家幹部（包括原縣委書記）、職工至少有113人吃過人肉、人心、人肝^[60][61]。
• 在雲南沙甸事件的屠殺中，1975年7月底至8月初，解放軍的鎮壓屠殺最終導致約1600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300名兒童^[63]。
• 在湖南道縣大屠殺中，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7696人被他殺，1397人被逼自殺，2146人被致殘^[323][324]。
• 在北京文革屠殺（紅八月）中，根據1980年12月20日的《北京日報》，在1966年8-9月間，僅僅在北京地區就有1772人被紅衛兵打死，其中包括很多學校的老師和校長，另有33695戶被抄家、85196個家庭被驅逐出北京^[56][72]。而在北京大興縣，從8月27日至9月1日爆發了「大興事件」，數天內先後有325人遭屠殺，最大的80歲，最小的才38天，有22戶人家被殺絕^[325]。

文革期間，自1967年「一月風暴」起，造反派大規模奪權、建立革命委員會以取代黨政機關，而後諸多地區發生了大規模武鬥事件，有觀點認為中國大陸此後進入「全面內戰」狀態，造成了重大人員傷亡及財產損失^[314][326]。嚴重的武鬥事件包括四川瀘州武鬥事件、重慶大武鬥、徐州大武鬥、北京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等等。據估計，1967-1968年間，武鬥共造成了30萬-50萬人的非正常死亡^{[56][312][314]}。

此外，數百萬甚至上千萬人在文革期間遭到批鬥，由群眾組織的批鬥大會時常舉行，批鬥方式包括剃陰陽頭、戴高帽遊街、抄家、噴氣式批鬥等等^[72][327]。文革期間全國至少100萬城市居民被遣返到農村，這些被趕出城市的人們，在農村沒有住房，沒有土地，孩子不能上學，生活十分悲慘^[328]。批鬥導致許多人被迫害致死或者自殺，其中有學者估計僅文革初期就有10-20萬人自殺^[56][312]。

與此同時，政治清洗造成了大量冤假錯案，大批人員受到牽連，除了在屠殺中直接死亡的人口外（包括官方處決），亦有許多人因遭受私刑而導致永久傷殘、甚至被迫害致死。1968-1969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簡稱「清隊運動」）、1970年代的「一打三反運動」和「清查五一六運動」中爆發了大量冤假錯案，其中僅清隊運動期間就有至少50萬人非正常死亡^[56][312]。

• 1967-1969年，在內蒙古內人黨事件中，上百萬人被定性為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簡稱「內人黨」）成員，其中有數以萬計的人被屠殺或遭私刑迫害致死，受害者大部分是蒙古族，依據1980年對於該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有34萬多名幹部、群眾遭到誣陷、迫害，16222人死亡、 81808人致殘^{[63][329][330][331]}。
• 1968-1969年，在趙健民雲南特務案中，原雲南省委書記趙健民被誣陷為叛徒、特務，該案件導致138萬7千餘人受到牽連，1萬7千餘人被屠殺或遭私刑迫害致死，另有6萬1千多人致殘^[63][332]。
• 在冀東「李楚離案」中，原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楚離被誣陷為叛徒，受迫害入獄七年，該案件牽扯8萬餘人，共有3000餘人被屠殺或遭私刑迫害致死^{[312][333][334]}。
• 1967年，在山東棗莊「反黨叛亂反革命事件」（又稱棗莊「七·二五」、「七·二六」武鬥事件）中，據官方數據，私設監獄共500多處，共有1萬6百59人遭到毒打（一說10萬6百59人^[335]），打傷後留有後遺症者2425人、致殘692人、被打死逼死至少94人^{[333][336][337]}。

1975年8月，河南駐馬店爆發了二十世紀世界最重大技術災難「河南「75·8」水庫潰壩」，據估計造成數萬人至24萬餘人死亡^[65][66]。

文化大革命頻繁的政治運動令經濟活動近乎停頓，同時也消耗了不少的資源。文革期間的紅衛兵數量達數千萬，而1966年8月起紅衛兵進行了大串聯，並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從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澤東先後8次在北京接見全國各地來京的1300萬師生和紅衛兵，全國停課、停產串聯的人數以千萬計，全國鐵路系統承載巨大壓力^[338][339]。1967年8月，毛澤東號召「就地鬧革命」， 串聯活動才基本上結束，而也有觀點認為大串聯停止的主要原因是毛澤東不願意屢番接見紅衛兵而決定打發紅衛兵「上山下鄉」接受改造^[43][338]。

「紅衛兵」在「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口號下，給當時社會帶來了極大的破壞，帶來了難以挽回的恐怖災難^{[72][340][341]}。紅衛兵武鬥時期所破壞的房屋、道路乃至文物古蹟難以統計，而他們所帶來的破壞不僅是對於中國歷史文物及倫理道德的摧殘，他們也影響了人民生活及社會秩序，交通、生產為之大亂^[72][341]。他們在各地互相串連，彼此交換經驗，並免費供應食宿，分別建立了所謂的「革命造反派的核心組織」；為了「破四舊」，他們闖入了知識分子、富人及官員們的家中，焚書、羞辱甚至毒打殺死屋主；在「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口號中，學校也為他們所佔據，教師成為他們批鬥的對象，甚至被打成「臭老九」、「牛鬼蛇神」；寺院、宮觀、教堂，清真寺神佛像和名勝古蹟、字畫、古玩等也成為紅衛兵的破壞對象^[72][341]。

• 劃線代表死於文革期間（1966年5月16日—1976年10月6日）。此外，四人幫成員被打倒標誌着文革結束。

文革對全國行政區劃的變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行政區劃變動最小的時期。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區劃簡冊》1967年4月版介紹，截止1966年底全國共有22個省、5個自治區、2個直轄市，29個自治州、1個行政區、171個專區、7個盟，170個市，2127個縣級單位（其中2005個縣、66個自治縣、52個旗、3個自治旗、1個鎮）。到文革結束時，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區劃簡冊》1977年3月版介紹，截止1976年底全國共有22個省、5個自治區、3個直轄市，29個自治州、1個行政區、174個專區、7個盟，185個市，2136個縣級單位（其中2013個縣、66個自治縣、53個旗、3個自治旗、1個鎮）。

文革初期由於當時的河北省會保定政局動盪，1968年1月28日，鄭維山、李雪峰署名向中央呈報《北京軍區關於建立河北省革命委員會的情示報告》中提出把省會遷到石家莊，次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即批准成立「河北省革命委員會」。並同意河北省會由保定遷至石家莊市。1968年2月3日，河北省革命委員會在石家莊市成立，石家莊從這一天起遂成為河北省會。省革委的成立和省會的確定，自申請到批准，再到完成，前後僅用七天時間。

1969年3月中蘇珍寶島事件以後，中共中央從備戰的角度考慮內蒙古的轄區過於狹長，就像南美的智利一樣。北京軍區防禦不便，就決定把內蒙古的東三盟分別劃給東北三省歸瀋陽軍區管轄、西三旗分別劃給甘肅省、寧夏回族自治區歸蘭州軍區管轄。內蒙古自治區行政區劃經過調整後，面積由118萬平方公里變為40多萬平方公里，面積大大縮小。這次行政區劃變動主要是着眼於軍事防禦角度來考慮，再加上內人黨事件的爆發。文革結束後，國務院1979年5月30日批准內蒙古自治區恢復1969年7月以前行政區劃，以上行政區劃於1979年7月1日起劃回內蒙古自治區。

對於文革期間的經濟發展，各界的估計和評價一直存在較大爭議^{[342][343][344][345]}。文革期間，中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受到了巨大衝擊、企業生產和管理混亂，而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時任副總理鄧小平等人的努力對國民經濟起到了一定的保護和恢復作用^{[342][346][347][348]}。1977年12月，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估計，「文革」十年造成了5000億元的國民收入損失，相當於建國30年內所有基建投資的80%、超過了建國30年全國固定資產的總和^[349]。依據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文革期間中國有5年的經濟增長率（國內生產總值）不超過4%，還有3年為負增長：1967年為負5.7%，1968年為負4.1%，1976年為負1.6%^[349]。對於文革後期1974-76年間的經濟發展，時任中共中央主席兼國務院總理的華國鋒在1978年2月的五屆人大第一次會議上發布了《政府工作報告》，其中提道：「損失工業總產值1000億元、鋼產量2800萬噸、財政收入400億元，整個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349][350][351]} 按照中國國家統計局等官方機構的數據，1978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中國成為了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僅為156美元，81%的人口為農民，全國文盲人數將近2億、文盲率達25%^{[352][353][354]}。而在一同時期，在最貧窮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中，人均GDP的平均值為490美元^[352]。1966年-1976年，毛澤東提出了「備戰、備荒、為人民」的經濟建設口號，期間包括國防工業在內的國家生產性建設投資占總投資的82.8%，遠超對基礎設施建設和居民消費的投資；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全民所有制職工的年平均工資水平由636元下降到了605元，全國居民的年平均消費水平十分低下，僅從125元增長到了165元，增長緩慢^[342]。

文革期間，以壓縮基礎設施建設和居民消費為代價，包括國防軍事在內的生產性建設獲得了一定的發展^[342]。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工農業總產值年平均增長率為7.1%，社會總產值年平均增長率為6.8%，國民收入年平均增長率為4.9%；其中，1967年工農業總產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其餘各年均為正增長^[345]。生產方面，1966年-1976年，鋼產量增長33.5%，原煤產量增長91.7%，原油增長499%，發電量增長146%，農用氮、磷、鉀化肥增長117.7%，塑料增長148.2%，棉布增長20.9%，糧食增長33.8%，油料增長61.6%^[345][355]。農業方面，1965年-1976年，拖拉機、手扶拖拉機產量增長5.7倍和65倍，農業用電增長4.7倍，農用排灌動力機械擁有量增��4.9倍，農用化肥每畝施用量增長2.1倍；1965年-1977年，全國農田灌溉面積增長41％，全國機電排灌面積和水電站機電總裝機容量分別增長355.58％和643％；1965年-1975年，全國機井數增長935.89％^[345]。此外，文革期間，華北油田、大港油田、勝利油田、大慶油田的擴建，劉家峽水電站投入使用，葛洲壩的開工；1966年到1978年，中國原油產量以每年遞增18.6%的速度增長，1978年突破1億噸，使中國由「貧油國」躍居世界第8產油大國，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5倍以上^[345]。1972年以後，以毛澤東、周恩來批准的《四三方案》為中心，投資幾十億美元和200億人民幣，從國外引進了26個大型成套設備和技術，建成了北京石化總廠、上海石化總廠、武鋼一米七軋機工程等幾十個冶金、化肥、紡織大型企業^[345]。

反右運動和文革時期，知識分子被視為反動分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受到廣泛的批判和迫害，甚至被貶低為「臭老九」^{[83][84][356][357]}。文革期間，包括「兩彈一星」在內的中國科研發展受到了重大衝擊，許多科研項目停滯、科研隊伍解散^{[90][357][358][359]}，僅在青海省核基地一處，截止1971年9月就有四千多名職工受到迫害和審查、310多人傷殘、40多名職工自盡、5人遭到槍決^[360][361]。截止1968年底，中國科學院在北京的170餘位高級研究人員中（均是中科院院士）就有131位被打倒，當年即有20位一級研究員自殺，全院在文革中被抄家的達1909戶，共有229人被迫害致死^{[356][357][362][363]}。而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植物生理研究所的一個「特務案」，導致研究所40%的人被打成了特務，牽連了全國14個研究單位、1000多人，其中被刑訊逼供、殘酷迫害的科研人員和領導幹部達607人，2人被打死、另有6人自殺^[349][356]。截至1973年，中科院的105個研究所只剩下53個，且只有13個屬於中科院直屬管理^[357]。北京大學被以各種名義「隔離」的前後多達1000餘人，清華大學遭受立案審查的多達1000多人，復旦大學被迫害致死的有60多人^[356]。

文革期間，愛因斯坦及相對論在中國大陸遭到長時間「批判」，中央文革小組作過多次指示和部署，中科院革委會專門成立了「相對論批判辦公室」和刊物編輯部，參與者認為愛因斯坦是「本世紀以來自然科學領域中最大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而「相對論中的嚴重錯誤就是目前阻礙科學前進最大絆腳石之一」，對此參與者宣稱要「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批判相對論，革相對論的命」，但批判遭到部分科學工作者的抵制^{[364][365][366]}。與此同時，1968年「兩彈一星元勛」姚桐斌被毒打致死^[87]、「兩彈一星元勛」趙九章遭迫害自殺身亡^[88][363]，而「兩彈一星元勛」郭永懷於1968年不幸空難逝世後，其太太李佩（中國語言學家）被隔離審查、自殺未遂^[367][368]。此外，包括「兩彈元勛」鄧稼先^[369][370]、 「氫彈之父」于敏^[371]等人在內的諸多科研工作者及家屬受到政治迫害，錢三強和太太何澤慧一起被下放到陝西的五七幹校^[372]，部分擁有英美留學背景的科研人員被污衊為「間諜」或「特務」，只有錢學森等少部分人因為周恩來於1966年特別列出的一份名單而受到保護^[89][90]。數學家熊慶來1969年被迫害致死，華羅庚被抄家3次、研究手稿散失，陳景潤不堪造反派的侮辱曾跳樓自殺未遂^{[373][374][375]}。包括數理經濟學家周華章、計算機學家周壽憲在內的至少8位曾留學美國的頂尖科學家被迫害而自殺^[376]，其他著名知識分子如梁思成^[377]、熊十力^[378]、田漢^[379]、老舍^[380]、周作人^[381]、翦伯贊^[382]、傅雷^[383]、吳晗^[384]等人被迫害致死或自殺。

另一方面，在文革的困境中，科研人員和科學工作者依然取得了一些科技成果，較為重大成果的包括：「兩彈一星」中的導彈、氫彈以及人造衛星，第一艘核潛艇，第一台每秒百萬次集成電路電子計算機，第一顆返回式衛星，陳景潤有關哥德巴赫猜想的定理，袁隆平等人的早期雜交水稻成果，以及第一代血源性乙肝疫苗^[345][385]。其中，第一艘核潛艇於1958年起就開始研製，期間經歷了大躍進、中蘇交惡、三年困難時期和文化大革命，1960年初大多數科研人員營養不良、全身浮腫，文革時期「白天養豬、修豬圈、接受批判」，晚上才有時間進行科研^[348][386]。而文革嚴重衝擊了企業生產，導致送往核潛艇研究所的科研設備粗製濫造，可靠性差、達不到設計和使用標準^[348][386]。

文革初期全國所有的學校進入停課狀態，大學入學考試（高考）取消。文革開始後的數年內，圖書館藏書被焚燒，在校園內發動武鬥，教師被當眾羞辱、打罵，一切教學科研工作全部停止。文革中，知識分子不被尊重，大多數被下放進行體力勞動，有些則遭到殘酷對待，財產被沒收。許多知名學者不堪羞辱，選擇自殺。根據1980年12月20日的《北京日報》，在1966年8-9月間，僅僅在北京地區就有1772人被打死，其中包括許多學校的老師和校長^[56][72]。

1968年，毛澤東在一次批示中表示「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裡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這一段話被稱為《七二一指示》。1970年開始，許多大學按照這個指示招收「工農兵學員」，由各地各界單位推選，選擇對象主要是家庭背景貧窮、政治思想激進的20歲左右的青年，與本身的教育水平文化素質基本無關，很多是初中甚至小學以下文化水平。工農兵大學生去各大高等教育機構的主要目的是以毛澤東思想改變教育系統，即將激進的思維加到各大院校中。^[387][388]在基礎教育方面，文革初期中小學生也紛紛停課鬧革命，中小學生組成所謂「紅小兵」代替了原先的少先隊，提倡「階級教育」。陸續複課以後，對中小學教材進行了刪砍、合併，中小學教科書出現「政治化」、「形式化」， 大大削弱了科學文化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的教學，而毛澤東著作、毛澤東語錄以及其他大量的迎合當時政治鬥爭需要的材料被選入教材，原有各學科的知識體系被打亂。文革早期一度取消了考試，城市中小學畢業考試一律不舉行, 採取民主評定辦法考核成績，而後強調「開卷考試」、「開門考試」^[389][390]。直到1976年文革結束後，工農兵學員制度才被廢除，高考也在1977年恢復。

同年齡的老三屆大部分人都失去了繼續接受學校教育的機會，只有少部分人在文革後接受高等教育。知識青年下鄉，對農村開發建設起著微小的作用，但是由於知識青年在鄉間所受的教育不多，演化成知識青年務農的怪現象，對中國教育資源、人力資源造成不可逆轉的破壞，而由於農村的建設作用不大，20世紀中國大陸的農村依舊貧窮落後，其農村建設也不如鄰近的日韓和台灣。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與紅衛兵運動，曾經被蘇聯的一位評論家指為「師事托洛茨基的」，為了爭權奪利，竟不擇手段的利用青少年^[14]。上山下鄉運動至1978年10月才被停止，但已經下鄉的大部分知識青年在1979年國務院允許知青返城後才得以離開農村返回家鄉。

在此階段，提出了「破四舊」、「開門搞科研」、《七五憲法》中提出的「人民代表以工農兵為主體」等眾多新觀點，提倡「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人身攻擊^[391]。很多歷史文物、私人古玩，甚至祖輩遺物在「破四舊」的口號下被紅衛兵砸爛；大量的藝術家、文學家、科學工作者被迫下鄉，甚至在文革期間受迫害而死。

文革期間，中國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受到限制，部分地區的少數民族發起武裝起義，但受到鎮壓，譬如1975年在雲南回族聚居區發生的沙甸事件。在西藏地區，紅衛兵曾前往扎什倫布寺的佛塔將在該寺曾存放的五世至九世班禪的遺骨挖出肢解拋棄。文革後，十世班禪只得把殘存不齊的從五世至九世班禪喇嘛的靈骨聚集在一起^[392]。

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有大量文物被焚毀，古蹟等也遭到摧毀破壞，給中國造成了難以彌補的巨大損失^[393][394]。文革中的千古暴政「破四舊」活動將中國城市與鄉村千百年來形成的歷史文化古蹟和遺產當成封資修的東西徹底破壞和毀盡^[393][394]。即使連「和平解放」的古北京城的大量古蹟也慘遭破壞^[395]。中國的許多名勝古蹟沒有在戰爭中毀滅，卻在文革破四舊中破壞砸毀。而有部分古蹟因時任總理周恩來派兵保護，敦煌莫高窟、北京故宮、西藏布達拉宮等其他著名而有重大價值的文化古蹟得以倖免^[396]。

文革時期中國與蘇聯幾乎決裂，毛澤東號召「反蘇修」，中共稱蘇聯為「蘇修叛徒集團」^[397]，中蘇邊界衝突加劇、一度臨近核戰爭邊緣^{[398][399][400]}。1967年蘇聯發生莫斯科紅場事件，1968年初發生七里沁島事件，1969年3月「珍寶島事件」爆發、8月新疆「鐵列克提事件」爆發，中蘇直接發生大規模軍事衝突，蘇聯一度準備對中國北京、長春、鞍山、酒泉、西昌、羅布泊等地實施核打擊，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等人進行了干預^[400][401]。繼古巴導彈危機後，冷戰期間又一次爆發全面核戰爭的重大危機，促使毛澤東等中共領導層倒向美國，中美關係迅速破冰^[398][399]。1971年4月中美雙方進行「乒乓外交」、7月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秘密訪華，同年10月聯合國大會通過《第2758號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中的合法席位，1972年2月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同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英國、日本、聯邦德國、澳大利亞等西方陣營國家相繼建交^{[398][399][402]}。1973-1974年，毛澤東在會見美國總統特使基辛格、日本外務大臣大平正芳時，提出了「一條線、一大片」的構想，即美國、日本、中國、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西歐結成准聯盟，共同對付蘇聯的擴張勢頭^[398][403]。

與此同時，文革時期中國大陸外交受極左思潮的影響，中國大陸不僅對外輸出革命，亦強硬對外輸出意識形態，甚至認為「毛主席是世界領袖」，導致與數十個國家關係緊張，與部分國家惡化到斷交的地步，包括中非、印尼、加納^{[404][405][406]}。譬如，文革期間，中國通過各駐外使館、領館，對外宣傳中的極左做法，並向當地華僑和國民強行散發毛主席著作、語錄、像章和「文革」宣傳品； 許多中國駐外大使、參贊幾乎全部奉調回國參加政治運動，許多人受到批鬥，駐外使館的工作不能正常進行；甚至有外賓也被要求要面對毛澤東像站立，右手拿《毛主席語錄》放在胸前，進行「匯報」、「請示」^{[404][405][406]}。在國內發生了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焚毀蒙古駐華大使專車事件、王府井「圍攻外賓事件」等重大外交事件。

文化大革命對世界其它地區也產生了影響，特別是阿爾巴尼亞、朝鮮、法國、埃塞俄比亞、荷蘭和智利等一些左翼勢力強大的地區^[407][408]。「造反有理」這句中國大陸文革時期的口號也被其它地區一些對現狀不滿的人使用^[409]。

•   菲律賓：1968年菲律賓共產黨按照毛澤東思想重建，其領導人活躍於菲律賓1970年的動亂時期一季風暴中。自那時起，菲共領導的菲律賓共產主義叛亂延續至今。
•   印度：1967年爆發了受中國革命道路鼓舞的納薩爾巴里起義，由此開始的印度共產黨（毛主義）及其前身領導的納薩爾毛派叛亂對抗印度政府至今。
•   土耳其：1972年，崇尚人民戰爭思想的土耳其革命工農黨左派正式組建土耳其共產黨/馬列，主要活動於土耳其東部，土耳其毛主義叛亂由此開始。
•   民主柬埔寨：在毛澤東思想和大躍進、文革的影響下，以及中共的資助下，紅色高棉領導人波爾布特發起了類似的大清洗運動，柬埔寨紅色高棉政權於1975-79年初進行了「紅色高棉大屠殺」，造成約150萬至300萬人死亡，占當時柬埔寨總人口的四分之一^{[67][68][410][411]}。
•   日本：文化大革命對知識分子的迫害引發了日本文藝界的強烈反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川端康成、曾經居住於中國東北十數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安部公房、三島由紀夫、石川淳四人於1967年聯名發表聲明反對文革^[412]。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長宮本顯治在文革前夕訪問中國，因拒絕與中共一同批判蘇聯而導致日中共產黨決裂。部分支持毛澤東思想與文化大革命的日共黨員獨立或被開除出黨，成立了日本新左翼中的數個毛澤東思想派別，如日本共產黨（左派）、日本共產黨（行動派）。新左翼領導下的日本學生運動中，有學生於東京大學事件期間在大學正門掛起毛澤東肖像並塗寫文革口號「造反有理」^[413]，亦有學生高舉《毛主席語錄》向防暴警察扔自製的燃燒彈。
•   英屬香港：在文革期間爆發多次由共產黨領導的激進左派工人罷工運動，之後演化成六七武裝暴動，左派策動炸彈襲擊平民^[200]，甚至有廣東民兵非法越境與香港警察爆發槍戰^[201]。暴動引發北京紅衛兵火燒英國代辦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涉外事件^[404]。
•   葡屬澳門：因澳葡政府拒絕氹仔坊眾學校重建項目，發生一二·三事件。
•   法國：1968年，發生全國性動亂五月風暴，工人、學生高舉《毛主席語錄》遊行^[414]。
•   美國：有高校學生佩帶紅袖章示威^[415]。成立於1966年的美國黑人民權組織黑豹黨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之一，也曾高舉《毛澤東語錄》遊行^[416]。
•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政府於1966年11月以復興文化之名義開展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以抵制文化大革命，並組成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總統蔣中正則多次發表譴責演說，甚至已經指示中華民國國防部令五十萬國軍備戰，戰鬥機天天升空演習，準備反攻大陸，據說蔣也以前黃埔軍校校長身分與學生林彪保持信函連絡；後因美國拒絕提供中華民國作戰戰略物資補給，趁大陸「文革」來「反攻大陸」作戰之舉方停。
•   北韓：在1964年秋，蘇聯勃列日涅夫上台之際，朝鮮與蘇聯恢復了關係。與蘇聯決裂的中國對此表示不滿。1966年起，中國領導人以及紅衛兵譴責金日成是修正主義者，朝鮮則批評中國的領導人是教條主義者、宗派主義者。中朝兩國甚至互相召回大使，兩國關係跌至冰點。但是，中國對毛澤東的崇拜之風反而使朝鮮對金日成的個人崇拜加以強化，朝鮮和中國一樣在強調獨立思想體系。^[417]

撥亂反正、改革開放後，中國社會經濟復蘇並順利地由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文革平反後，中共認為改革開放是完成對社會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改造，並認為改革開放後中國直接步入長期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詞來掩飾實質上的路線變動^[418]。在這一時期，政府對支持文革的人士進行了逮捕和監禁，例如1985年一位鞋廠工人因張貼海報誇讚文革及其期間的成就而被判處十年監禁，之後又離奇死亡^{[419]:46–47}。

文革至今仍沒有得到官方清楚的過程呈現、事件記錄，缺少多角度多主體的講述，遑論全面分析和吸取教訓。而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工作，大多是在海外進行的。有關文革的記錄和研究成果，大多在海外出版。中國國內的記錄、研究特別是發表仍然是一個禁區，即使以個人回憶錄方式呈現對那段歷史有所涉及的作品，也是相當有限的。^[420]

2012年3月14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兩會的國務院總理記者會上表示粉碎四人幫後，中國實行了改革開放，但是文革的錯誤和封建影響並沒有完全清除。溫家寶還表示如果中國不進行政治改革，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再次發生。^[109][293]

2012年底起，有學者指出，習近平上台後的許多言論和舉措是對毛澤東時代的復辟，譬如推崇個人崇拜、煽動民族情緒、背離憲政主義，還有人認為這有可能將中國推向第二次文化大革命^{[421][422][423][424][425][426][427]}。2021年11月11日，在中共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閉幕後發表的《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中指出：「遺憾的是，黨的八大形成的正確路線未能完全堅持下去，先後出現「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等錯誤，反右派鬥爭也被嚴重擴大化。面對當時嚴峻複雜的外部環境，黨極為關注社會主義政權鞏固，為此進行了多方面努力。然而，毛澤東同志在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發展得越來越嚴重，黨中央未能及時糾正這些錯誤。毛澤東同志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作出完全錯誤的估計，發動和領導了「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毛澤東同志的錯誤，進行了大量禍國殃民的罪惡活動，釀成十年內亂，使黨、國家、人民遭到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教訓極其慘痛。一九七六年十月，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四人幫」，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99] 不過，多間媒體就批評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以繼續否定文革等過去中共建國後的歷史錯誤來鞏固他個人的統治地位^{[428][429][430]}。

在文革進行中以及華國鋒時期，中共官方對文革的評價偏向正面，但也有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高層幹部表示反對^[431]。

• 1967年，在《紅旗》雜誌第1期發表的姚文元的《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一文中，毛澤東加寫了一段文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它觸動到人們根本的政治立場，觸動到人們世界觀的最深處，觸動到每個人走過的道路和將要走的道路，觸動到整個中國革命的歷史。這是人類從未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革命變革，它將鍛煉出整整一代堅強的共產主義者。」^[432] 1968年4月，《人民日報》公布了毛澤東最新指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繼續。」^[433]

華國鋒上台後，四人幫被揭批，但文革本身被肯定^[431]。

• 1977年8月，華國鋒在中共十一大上報告：「鑑於蘇聯復辟資本主義的歷史教訓和我國資本主義復辟的現實危險，毛主席以無與倫比的偉大革命氣魄，親自發動和領導了無產階級專政歷史上沒有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經過這場政治大革命，我們黨取得了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重大路線鬥爭的勝利，粉碎了劉少奇、林彪、「四人幫」三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在反覆爭奪中奪回了被他們竊取的那一部分權力，使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空前鞏固，為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全面地、正確地貫徹落實掃清了道路。經過這場政治大革命，我們黨取得了直接依靠億萬人民群眾戰勝黨內走資派的豐富經驗，廣大幹部和群眾經受了嚴峻的考驗和鍛煉，大大提高了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覺悟，提高了識別政治是非和政治騙子的能力，他們在反對『四人幫』的艱巨複雜的鬥爭中表現出來的覺悟性和識別力，就是最生動的證明。經過這場政治大革命，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大為普及，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在偉大實踐中得到了豐富和發展，更加深刻地為廣大幹部和群眾所掌握。在世界上，我國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反修防修，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提供了新鮮經驗，大大增強了全世界無產階級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鬥爭的勝利信心。毫無疑問，我國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必將作為無產階級專政歷史上的偉大創舉而載入史冊，隨着歷史的前進，越發顯示它的燦爛光輝。」^[264]

鄧小平時代，中共將文革定性為「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並批評毛澤東「錯誤發動」文革。之後不同的中共領導人都以「災難」、「錯誤」、「歷史悲劇」等負面詞彙形容文革。

• 1980年，意大利知名記者奧里亞娜·法拉奇在北京對鄧小平進行了專訪，當問到文革是否是一場內戰時，鄧小平認為^[434][435]：

  還能說不是嗎？人民分裂成兩派，互相殺戮，又因為老幹部給打倒了，那些自稱「造反派」的人便更形猖獗，像林彪和四人幫那一夥。啊，許多人在那場戰鬥中死了。

  當問到文革造成了多少人的死亡時，鄧小平指出^[434][435]：

  很難估計，因為有種種不同的死因，況且中國又那樣大。不過，請聽着，這麼多的人死去，就算不計當時發生的其他悲劇，單是死亡人數就足以說明文革的錯誤。......我可總結地說，毛主席的過錯是政治性的過錯，這樣講並不減低他所犯過失的嚴重性，更不能說是為這些錯誤有所辯護；可是，講到政治過錯是一回事，講到林彪或者四人幫的罪行卻是另外一回事。是的，毛主席的確縱容了林彪和四人幫，他們利用他的政治過錯來篡奪權力......

• 自從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後，中國官方始終對於文化大革命採取否定的態度。其長期正式的說法是，文化大革命是「由領導者（指毛澤東）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指林彪集團和四人幫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並指出毛澤東應為「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負相當責任。文革爆發原因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方面，毛澤東對國內的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作出了錯誤的判斷，對當時的階級鬥爭形勢作出了極端的估計；另一方面，由於毛澤東對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功績，使他的聲望達到高峰，成為人民心目中的「偉大領袖」，在這一背景下，社會主義的精神受到嚴重打擊與背叛^[23][97]。
• 2002年，中共中央黨校黨的建設部張志明：「文革結束以來，一直有種很權威的觀點，認為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如果中共一直沿着八大確立的路線走下去，中國社會就會順利實現現代化、實現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進步目標。我個人認為，這一結論要想成立，至少要有一個大的前提條件，那就是當時中共主要領導人必須在「以蘇為鑑」的反思中，在認識上真正超越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即在經濟體制方面，必須改變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為市場經濟體制；在政治體制方面，必須改變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模式為法治模式。事實是，當時中共主要領導人對斯大林錯誤的反思僅僅限於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層面，不僅沒有懷疑到蘇聯模式的合理性，不僅沒有觸及到制度層面，而且對南斯拉夫領導人鐵托關於斯大林的錯誤是制度問題的觀點還進行了批駁。」^[436]

• 2009年，新華社發表評論，認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進行「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既沒有經濟基礎，也沒有政治基礎。文化大革命這樣嚴重的錯誤，使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走了大的彎路。 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會取得大得多的成就^[18]。
• 2012年，溫家寶在卸任國務院總理前最後一次兩會記者會上說：「隨着經濟的發展，又產生了分配不公、誠信缺失、貪污腐敗等問題。我深知解決這些問題，不僅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而且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特別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現在改革到了攻堅階段，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109][293]
• 2018年，中國官方出版的初中八下歷史教科書大大淡化了文革對國家的負面影響和毛澤東的責任，引起外界關注中共對文革的定性是否有改變^[437][438]。而2019年9月27日，新華社在一篇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回顧該國歷史的文章中繼續將文化大革命定性為「內亂」^[18]。不過2019年版的高中歷史教科書恢復了一部分原來的定性，並提到「……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439] 2020年版則完全恢復了40年前官方對於文革徹底的否定，用詞非常嚴苛：「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而是一場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都是錯誤的。」^[439][440]
• 2021年11月11日，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其中指出：「毛澤東同志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作出完全錯誤的估計，發動和領導了『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毛澤東同志的錯誤，進行了大量禍國殃民的罪惡活動，釀成十年內亂，使黨、國家、人民遭到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教訓極其慘痛。一九七六年十月，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四人幫』，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99]
• 2023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3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稱：「不能否認，毛澤東同志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中走過彎路，特別是發動和領導『文化大革命』這個嚴重錯誤。」^[441]

• 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的「四人幫」成員之一張春橋認為，文化大革命雖然失敗，但是人民群眾還是得到了教育，「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對人民群眾的一次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啟蒙教育，一次實驗，又一次巴黎公社。」他認為如果按照當時計劃的路往前走，老百姓的生活也會好很多，社會總是要進步的，他們也要發展生產的，「抓革命促生產嘛，並不只是鄧小平要發展生產」，而且他們計劃的是共同富裕的道路，而不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其女兒張維維表示：「鄧小平把這些都全面抹殺了，什麼都不承認了，說一切都崩潰了，這是不公平的。」^[442]
• 朱永嘉：「毛澤東經常思考的是如何防止蘇聯這種修正主義在中國重演，所以才有放手讓群眾起來揭露我們的陰暗面，讓群眾來鑑定和檢驗我們黨的各級領導，特別是中高級領導幹部的狀態。但是通過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場群眾運動的結果是打倒一切，傷害了許多領導幹部，文革結束以後勢必出現反覆，通過文革並沒有達到如何建立自下而上監督各級領導之制度的目的。且不管其成敗，這個問題迄今仍是值得我們思考的一個尚未根本解決的問題。」^[443]
• 黃廉：「在我看來，毛主席敢於發動文化大革命，敢於暴露共產黨當權之後的種種陰暗面，是他對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有着無比的信任，否則絕對不敢發動群眾對走資派進行如此深刻和全面的揭露，文革是把一切共產黨掌權後的消極面和社會矛盾，特別是把當權派的真面目，統統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這是全球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間最大膽、最輝煌、最有魄力的篇章，除了毛主席之外，沒有任何執政者敢於動這樣的手術。」^[444]
• 歷史學家高默波：「在精英們製造的歷史中，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可對高家村的農民來說，『文革』卻是毛澤東時代的黃金時期。『文革』是教育的最好時期，因為正是在這時高家村第一次辦起了一至三年級的小學。於是這個村歷史上第一次全部學齡兒童入學。『文革』時也是衛生的最好時期之一，因為赤腳醫生制度使農民看病方便且便宜。」^[445]

• 1966年10月，蔣中正（蔣介石）在《告中共黨人書》中表示：「殊不知自從三十年代以來，經過了大陸這十七年的所謂無產階級革命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鬥爭失敗之後，到了今天，所謂『馬列主義』，就變成了『毛澤東主義』；所謂『階級鬥爭』就變成了毛澤東在黨內排除異己，互相傾軋的權力鬥爭；所謂『社會革命』，就變成了殘害人民、斫喪民族、荼毒社會的毛澤東思想的『文化大革命』。」^[446][447]「它自己亦就揭開了它『馬列主義』的外衣，暴露出它黃巢、李闖、流寇和晚清義和團拳匪的本來面目與野蠻手段，抹煞了你們共產黨內『行政』的和『軍隊』的組織，撤銷了你們『宣傳』的『文化』的和『教育』的系統，根本上乃是要摧毀中國文化，掃除知識分子，破壞現代文明，並想���其『人民戰爭』的法寶，來統制亞洲和世界人類，效法其二十年前希特勒的所為，這就是它毛澤東『文化大革命』和『紅衛兵造反』的本質與作用。」^[446][447]《蔣介石評傳》中也記載他的評價「權力鬥爭是真，其餘都是假的。」^[448]
• 1966年10月，恩維爾·霍查在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發表題為《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初步思考》的講話，對文化大革命進行了全面否定。他表示，「對毛澤東的崇拜以一種造作和肉麻的方式到達了頂峰」，「你有這樣一種印象，即中國和世界文化中的一切舊的東西都應該被毫無歧視地拒絕，而一種新的文化，即他們所說的無產階級文化，應該被創造出來」，並認為「我們很難把『紅衛兵』正在進行的革命叫做無產階級文化革命。標誌可以由市級機關撤除，敵人可以而且應該依法被專政機關抓走，如果敵人進入黨委，可以通過黨的渠道予以清除。或者這麼說，即使我們的中國同志必須武裝工人，攻擊各地的黨委，但是這也不應該由孩子來做」^[449]。
• 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前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在其回憶錄中提道，「我在電視上看過中國人自己攝製的一部影片，裡面的人像一群白痴一樣以枯燥無味的調門一遍又一遍地念誦着毛澤東的語錄。看到人類尊嚴被踐踏到如此地步，我簡直要嘔吐。...... 我在收音機里曾聽到有個外科醫生如何在做手術之前被迫念一些愚蠢的毛的語錄。在20世紀的今天，人類的足跡已經踏上了月球表面，怎麼可能一個國家還會相信巫醫和不可思議的怪誕偶像呢？中國人真的相信毛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外科醫生只要記住毛的話就能治好病人嗎？依我看，毛的身上並沒有什麼超自然的東西。他把整個國家搞得天翻地覆。...... 依我看，所謂『文化革命』根本不是什麼革命，而是一場矛頭指向中國人民和中國黨的反革命。」^[450]
• 1971年，林彪之子林立果的親信于新野在《五七一工程紀要》中描述文革期間的現狀：「十多年來，國民經濟停滯不前」，「群眾和基層幹部、部隊中下幹部實際生活水平下降，不滿情緒日益增長。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統治集團內部上層很腐敗、昏庸無能」，「當前他們的繼續革命論實質是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他們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他們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式的」，「把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制獨裁式家長制生活」。^[451]
• 在文革結束後不久，中國便出現了以《班主任》、《傷痕》等為代表的「傷痕文學」以及「反思文學」的流行，二者在「新啟蒙運動」大背景下進行創作，代表了當時社會上對於文革暴露批判的潮流^[452]。著名作家巴金在從1978年開始撰寫的《隨想錄》等出版物中，對於文革也進行了反思，在《巴金自傳》中他提道，「人人自危，只求活命，為了保全自己，不惜出賣別人，出賣一切美好的事物。那種日子。那種生活。那種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真是一片黑暗，就像在地獄裡服刑。...... 當時大家都像發了瘋一樣，看見一個熟人從高樓跳下，毫無同情，反而開會批鬥，高呼口號，用惡毒的言詞攻擊死者。」^[453] 巴金等人此後不斷地倡議建立「文革博物館」，認為「我們誰都有責任讓子子孫孫，世時代代牢記十年慘痛的教訓。『不讓歷史重演』，不應當只是一句空話」^[454][455]。
• 2013年，中國大陸官方的人民網、中華網以及騰訊網等媒體轉載《中國青年報》張鳴的文章，該文章認為，「在20世紀的人類歷史中，任何國家，有過我們這樣的文革嗎？唯一可以比擬的，就是德國的納粹時代。然而，迄今為止，我們卻連個像樣的歷史回顧、像樣的反思都沒有」、「不反思文革的社會，也許還是一個食人部落。這樣的部落，無論人們的外表多麼光鮮，採用多麼現代化的文明果實，終究還是沒有人性的食人部落。經歷了文革，國人沒有反思，就走不出食人部落，人人就都可能食人，人人也都可能被食。」^[60][456]
• 2013年，中國「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接受《人物》雜誌採訪時說：「剛剛日子好了一點。1959年、1960年、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過了1962年開始好轉，還沒幾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又搞得亂七八糟，又把知識分子搞倒一批。國家命運前途。這麼一個偉大的國家，這麼一個文明古國，搞得這麼亂七八糟。」^[457]
• 歷史學家秦暉反對純粹用毛澤東的理想主義來解釋文革，他認為，「而毛澤東有什麼樣的『烏托邦』思想，我們並不清楚（他自比「馬克思加秦始皇」，但馬克思的理想與秦始皇的理想卻不可同日而語，我們不知道他離何者更近），但他為此既可以『犧牲左派』也可以『犧牲右派』，既可以用『造反派』去迫害『走資派』，更可以讓『走資派』去屠殺『造反派』，亦即他為搞自己的烏托邦是不擇手段的，而且首先是為謀求『不擇手段地搞烏托邦』所需要的無限權力而不擇手段。這就是文革，以及很多同類災難的根源。」^[289][458]
• 歷史老師袁騰飛評價毛澤東時代（特別是文革時代）稱：「誰想殺人就可以殺人，人人都可以殺人，所以20世紀最黑暗的一幕，真的就是發生在我們生活的這片國土上，並不遙遠，結束了剛剛40多年，我們很多人都忘掉了。還有人高呼萬歲，這是很可怕的。」^[459]

（部分知名著作，以出品年代順序排列）

• 《中國季刊》，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學術季刊，1960年創刊。
• 《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莫里斯·邁斯納著，1977年出版。
• 《大動亂的年代》，王年一著，1988年出版。
• 《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劉青峰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年初版。
• 《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徐友漁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
• 《當代中國研究》，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出版的學術半年刊，1990年創刊。
• 《超凡領袖的挫敗》，王紹光著，1995年出版。
• 《文革大屠殺》，宋永毅著，2002年出版。
• 《文革受難者 ——關於迫害、監禁和殺戮的尋訪實錄》，王友琴著，2004年出版。
• 《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馬若德、沈邁克著，2006年出版。
•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六卷·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1966-1968）》，卜偉華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八卷·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史雲、李丹慧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
• 《記憶》，美國華文記憶出版社出版的學術季刊，2008年創刊（2019年升級為學術期刊）。
• 《為毛主席而戰》，何蜀著，2010年出版。
• 《極端年代的公民政治》，童小溪著，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出版，2011年。
•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第三卷，當代中國研究所，人民出版社、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年。
• 《文革時期中國農村的集體殺戮》，蘇陽著，2014年出版。
• 《脫軌的革命：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魏昂德著，2015年出版。
• 《文化大革命：人民的歷史，1962-1976》，馮客著，2016年出版。
• 《天地翻覆》，楊繼繩著，2016年出版。
• 《文革群眾運動的動員、分裂與滅亡——以社會運動學視角》，喬晞華、詹姆斯·萊特著，2019年出版
• 《風暴歷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軍》，余汝信著，2021年出版。

（部分知名作品，以出品年代順序排列）

• 《隨想錄》，巴金著，1980年出版。
• 《文革之子》，梁恆、朱迪思·夏比羅（Judith Shapiro）著，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6年。
• 《一百個人的十年》，馮驥才著，1991年出版，記錄了遍及全國的數十位平民在文革中的不幸遭遇。
• 《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張戎著，1991年出版。
• 《紅色紀念碑》，鄭義著，1993年出版，記述廣西文革屠殺期間的大規模人吃人事件。
• 《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李志綏著，1994年出版。
• 《牛鬼蛇神錄》，楊小凱著，1994年出版，紀錄了他在文革囚禁時期認識的社會各色人物。
• 《文化大革命博物館》，楊克林編，香港東方出版社，1995年4月初版。
• 《牛棚雜憶》，季羨林著，1998年出版。
• 《煉獄》，王仲方著，群眾出版社，2004年出版，前中共高層的文革回憶錄。
• 《殺劫-鏡頭下的西藏文革》，唯色著，台灣大塊文化公司，2006年1月21日初版。
• 《沒有墓碑的草原》，楊海英著，2009年出版，記錄文革期間內蒙古地區的屠殺事件。
• 《血的神話》，譚合成著，2010年出版，敘述文革期間湖南道縣大屠殺。
• 《清華蒯大富》，韓愛晶著，2011年出版。
• 《張春橋獄中家書》，張春橋著，2015年出版。
• 《戚本禹回憶錄》，戚本禹著，2016年出版。
• 《我家: 我的哥哥遇羅克》，遇羅文著，2016年出版。

「新啟蒙主義」大背景下，相關文學流派包括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朦朧詩派等^[452]。（部分知名作品，以出品年代順序排列）

• 《獻給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勇士》，作者不詳，文化大革命初期（1969年秋）在紅衛兵中流行的詩文^[460]。
• 《天讎》，廈門第八中學紅衛兵凌耿著，1970年代美國《紐約時報》印製出版，描述福建文革實況以及全國紅衛兵大串聯至北京的長篇小說。
• 《尹縣長》，陳若曦著，1974年出版，短篇小說集。
• 《班主任》，劉心武著，1977年出版，短篇小說。
• 《傷痕》，盧新華著，1978年出版，短篇小說。
• 《反修樓》，鼕鼕編著，1979年台灣爾雅出版社出版，文革中篇小說著作集。
• 《人啊，人！》，戴厚英著，1980年出版，長篇小說。
• 《將軍吟》，莫應豐著，1980年出版，曾獲得茅盾文學獎的長篇紀實小說。
• 《芙蓉鎮》，古華著，1981年出版，描述了文革期間農村人的生活，曾獲茅盾文學獎。
• 《平凡的世界》，路遙著，1986年出版，曾獲得茅盾文學獎。
• 《黃金時代》，王小波著，1991年出版，中篇小說。
• 《活着》，余華著，1993年出版，余華的代表小說之一。
• 《一個人的聖經》，高行健著，1999年出版，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的第二部長篇小說。
• 《亮劍》，都梁著，2001年出版，小說後半本大量描寫了文革運動。
• 《血色浪漫》，都梁著，2004年出版，長篇小說。
• 《兄弟》，余華著，2005年出版，小說上部描寫宋鋼與李光頭兩個家庭在文革中的遭遇。
• 《三體》，劉慈欣著，2006年出版，書中描寫大量文革情節，以葉哲泰的遭遇影射文革期間物理學家葉企孫先生遭受到的迫害。
• 《生死疲勞》，莫言著，2006年出版，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的代表作之一。
• 《啟蒙時代》，王安憶著，2007年出版，長篇小說。
• 《蛙》，莫言著，2009年出版，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的代表作之一，書中大篇幅描寫文化大革命情節。
• 《民主課》，曹征路著，2013年出版，長篇小說，小說以參與文革的紅衛兵的第一視角敘述。

（部分知名作品，以出品年代順序排列）

• 《再見中國》（1974年：唐書璇導演及編劇，描述文革時中國大陸知青因不同理想而逃亡到香港，影片曾被香港政府以「影響與鄰近地區關係」禁映^[461]）
• 《創業》（1974年 長春電影製片廠攝製，編劇：大慶、導演：於彥夫、演員：張連文（飾周挺杉）、李仁堂（飾華程））
• 《決裂》（1976年，李文化導演，郭振清，王蘇婭，溫錫瑩，葛存壯，鮑烈主演）
• 《巴山夜雨》（1980年 上海電影製片廠攝製，編劇：葉楠，導演：吳永剛、吳貽弓，演員：張瑜（飾劉文英），李志輿（飾秋石））
• 《楓》（1980年 峨嵋電影製片廠攝製，編劇：鄭義、導演：張一、演員：徐楓（飾盧丹楓）、王爾利（飾李紅鋼）
• 《戴手銬的旅客》( 1980年 導演：于洋 編劇：紀明 馬林 演員：于洋、邵萬林，趙子岳，馬樹超，葛存壯
• 《苦戀》（1980年，彭寧導演，白樺、彭寧編劇，劉文治、黃梅瑩主演）
• 《天雲山傳奇》（1980年，謝晉導演，石維堅主演）
• 《皇天后土》（1980年）：中央電影公司（台灣）出品，描述中國大陸文革時期種種荒謬情況，主要演員有秦祥林、劉延方、郎雄、柯俊雄、胡慧中、歸亞蕾
• 《小街》（1981年 上海電影製片廠攝製。編劇：徐銀華 導演：楊延晉 攝影：應福康、鄭宏 美術：劉藩 作曲：徐景新 演員：郭凱敏（飾夏）、張瑜（飾俞））
• 《牧馬人》（1982年，謝晉導演，朱時茂主演）
• 《芙蓉鎮》（1986年，謝晉導演，阿城、謝晉編劇，劉曉慶、姜文主演）
• 《末代皇帝》（1987年，柏納多·貝托魯奇導演，馬克·沛柏洛（英語：Mark Peploe）編劇，片中溥儀晚年時期提及到文革批鬥的情形）
• 《棋王》（1992年，徐克、嚴浩導演，嚴浩、梁家輝編劇，梁家輝、岑建勛主演）
• 《霸王別姬》（1993年，陳凱歌導演，李碧華、蘆葦編劇，張國榮、張豐毅、鞏俐主演）
• 《藍風箏》（1993年，田壯壯導演，蕭矛編劇，呂麗萍、濮存昕、李雪健、郭冬臨、郭寶昌、張豐毅主演）
• 《活着》（1994年，張藝謀導演，余華原著，蘆葦編劇，葛優、鞏俐主演）
• 《陽光燦爛的日子》（1994年，姜文導演，王朔原著（《動物兇猛》），夏雨、寧靜主演）
• 《天浴》（1998年，陳沖導演，陳沖、嚴歌苓編劇，李小璐、洛桑群培主演）
• 《紅提琴》 （1998年，弗朗索瓦·吉拉爾導演，片中有關中國情節部份）
• 《巴爾扎克與小裁縫》(2002年,法國籍的華人戴思傑執導之電影，由周迅、劉燁和陳坤主演)
• 《八九點鐘的太陽》（2004年，卡瑪、白傑明、高富貴導演）
• 《長恨歌》（2005年，關錦鵬導演，楊智深編劇，梁家輝、鄭秀文主演，改編自王安憶的同名小說）
• 《我雖死去》（2007年，胡杰導演，文革「紅八月」期間卞仲耘之死的紀錄片）
• 《山楂樹之戀》（2010年，張藝謀導演，艾米原著《山楂樹之戀》，尹麗川、顧小白、阿美編劇，周冬雨、竇驍主演）
• 《我11》（2012年，王小帥導演，王小帥、勞·倪編劇，劉文卿、閆妮、喬任梁、王景春主演）
• 《罪行摘要》（2014年，徐星導演，歷時三年對14位老人進行尋找和採訪）
• 《歸來》（2014年，張藝謀導演，嚴歌苓原著《陸犯焉識》，鄒靜之編劇，陳道明、鞏俐主演）
• 《闖入者》（2014年，王小帥導演，王小帥編劇，呂中、秦海璐、馮遠征、秦昊、石榴主演）
• 《狼圖騰》（2015年，讓·雅克·阿諾導演，讓·雅克·阿諾，約翰·科里，蘆葦編劇，馮紹峰、竇驍、巴森扎布、昂和妮瑪和尹鑄勝主演，改編自姜戎同名小說）
• 《芳華》（2017年，馮小剛導演，嚴歌苓編劇，黃軒、苗苗、鍾楚曦主演）
• 《無問西東》（2018年，李芳芳導演，李芳芳編劇，章子怡、黃曉明、張震、王力宏、陳楚生主演）
• 《一秒鐘》（2019年，張藝謀導演，張藝謀、鄒靜之編劇，張譯、劉浩存、范偉等主演）
• 《椒麻堂會》（2021年，邱炯炯導演，邱炯炯編劇，易思成、關南、邱志敏、顧桃、薛旭春主演）

（部分知名作品，以出品年代順序排列）

• 《文革那些事兒》（2006年，日本NHK電視台四集紀錄片，紀念文革發動40周年，2007年獲第44屆銀河獎優秀獎）
• 《燃燒歲月》（1990年，1990年香港無綫電視電視劇, 鄭伊建，劉青雲主演）
• 《還看今朝 (天網)》（1990年香港亞洲電視電視劇，韋家輝監製，黃日華、任達華主演）
• 《暴雨燃燒》（1991年香港亞洲電視電視劇，韋家輝監製，任達華、關詠荷主演）
• 《大地之子》（1995年中日合作電視劇，上川隆也主演）
• 《福貴》（2005年中國大陸電視劇，朱正導演，改編自余華原著《活着》，謝麗虹編劇，陳創、劉敏濤主演）
• 《風箏》（2013年柳雲龍執導中國大陸電視劇，由柳雲龍、羅海瓊、李小冉領銜主演）
• 《父母愛情》（2014年孔笙導演中國大陸電視劇，劉靜編劇，郭濤、梅婷主演）
• 《彭德懷元帥》（2016年中國大陸電視劇，由宋業明執導，董勇主演）
• 《3體》 （2024年由 Netflix、三體宇宙及游族集團等製作的英文系列網絡劇集）

• 反智主義
• 文化滅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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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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