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字義疏證

《孟子字義疏證》，是清初學者戴震晚年的作品，共三卷，初稿原稱《緒言》，《孟子私淑錄》，戴震通過解釋《孟子》中的「理」、「性」之說，闡發自己的哲學思想，是其一生哲學思考的總結晶。段玉裁《東原先生年譜》載戴東原作劄記：「樸生平著述最大者為《孟子字義疏證》一書，此正人心之要。今人無論正邪，盡以意見誤名之曰理，而禍斯民，故《疏證》不得不作。」^[1]

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着重於批駁程朱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慾」的理念，他指出「舉凡民之饑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咸視為人慾之甚輕者矣，輕其所輕，乃『吾重天理也、公義也』，言雖美，而用之治人，則禍其人。」^[2]「今雖至愚之人，悖戾恣睢，其處斷一事，責詰一人，莫不輒曰『理』者，自宋以來，始相習成俗，則以理為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因以心之意見當之也。於是負其氣，挾其勢位，加以口給者，理伸；力弱氣懾，口不能道辭者，理屈。嗚呼！其孰謂以此制事，以此制人之非理哉？」^[3]「尊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謂之順；卑者、幼者、賤者以理爭之，雖得謂之逆。於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達之於上，上以理責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勝指數。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雖憐之。」^[4]程朱的「理欲之辨，適成忍而殘殺之具」，「誠見夫詖辭邪說之深入人心，必害於事，害於政，天下披其禍而莫之能覺也。」^[5]戴震並指責程朱「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6]。書中也批判宋儒的理學其實已雜以老莊哲學以及佛學，「程朱以理為如有物焉，實雜乎老莊釋氏之言」，「程子朱子之學，借階於老莊釋氏，故僅以理之一字易其所謂真宰、真空者，而餘無所易」。

此書約於乾隆四十一年冬之後完成，在此之前戴震僅與彭際清以書信討論過書中內容，也就是〈與彭進士允初書〉，此一信函長達五千言，實際是用來答覆彭際清的〈與戴東原書〉。《孟子字義疏證》一書在戴震生前並沒有得到認同^[7]，他的朋友不再與他聯絡，為躲避翁方綱、方東樹等人責難^[8]，戴震甚至搬到范氏穎園去住^[9]。戴震曾以《孟子字義疏證》給彭紹升看，彭不滿意戴震批判程朱「以理為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的說法^[10]。戴震回信表示「程朱以理為『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啟天下後世人人憑在己之意見而執之曰理，以禍斯民。更淆以無欲之說」^[11]。章學誠在戴震逝世後指責戴震「心術不純」和「丑詈程、朱，詆侮董、韓」。唯獨洪榜對此著倍加推崇：「夫戴氏論性道，莫備於其論《孟子》之書，而所以名其書者，曰《孟子字義疏證》焉耳。然則非言性命之旨也，訓故而已矣。要之，戴氏之學，有功於《六經》孔孟之言甚大，使後之學者，無馳心於高妙，而明察於人倫庶物之間，必自戴氏始也。」^[12]。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洪榜應戴震之子戴中立之請撰寫《戴震行狀》中認為戴震功「不在禹下」，又將《答彭進士允初書》一文載入其中，朱筠卻表示說：「可不必載，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何圖更於程朱之外，復有論說乎？戴氏所可傳者不在此。」洪榜再次寫信與之辨論：「閣下謂程朱大賢，立身制行卓絕；豈獨程朱大賢，立身制行卓絕，陸王亦大賢，立身制行卓絕；即老釋亦大賢，立身制行卓絕也。惟其如是，使後儒小生閉口不敢道。寧疑周孔，不敢疑程朱。而其才智少過人者，則又附援程朱以入老釋。」。張舜徽認為：「戴氏一生知已，要必以榜為最密矣。考論戴學得失者，必取資於是編」。

• 方東樹對《孟子字義疏證》一無好感，他說：《孟子字義疏證》「戴氏自謂正人心之書。余嘗觀之，轇轕乖違，毫無當處，《原善》亦然」^[13]。
• 焦循是肯定戴震的第一人，他說：「循讀東原戴氏之書，最心服《盂子字義疏證》。說者分別漢學宋學，以義理歸之宋。宋之義理誠詳於漢，然訓詁明乃能識羲文周孔之義理。宋之義理，仍當以孔之義理衡之，未容以宋之義理即定為孔子之義理也。」^[14]焦循的《論語通釋》即是仿《孟子字義疏證》之作。
• 章太炎論述：「震（戴震）始入四庫館，諸儒皆震竦之，願斂衽為弟子，天下視文士漸輕，文士與經師始交惡。」「震為《孟子字義疏證》以明材性，學者漸薄程朱。桐城諸家，本未得程朱要領，徒援引膚末大言自壯，故尤被輕蔑 。」^[15]
• 錢穆既仰視朱熹如此，自不能容忍批宋攻朱之論，故斥東原所論「激越」、「深刻」、「詆毀逾分」，於東原頗致憾焉，亦因而下視東原曰：「余觀船山議論，頗多與東原相同，然船山極尊宋儒……其識超於東原矣」^[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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