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

康乾盛世，又称康雍乾盛世，指清朝从康熙中期到乾隆中期经济繁荣的局面，亦可指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到嘉庆四年（1799年）这一段时期^[参1]。

清人入关后，在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三代帝王励精图治、事必躬亲下，提高了经济实力，并加强中央集权统治；自康熙开始采取了奖励垦荒、更名田、兴修水利、禁止圈地、捐免田赋及改革赋役等措施，促进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参2]。在盛世期间，清朝的国力达到鼎盛，局势较为稳定，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国家财富有所积累，国防力量也相对强大，整个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处于上升状态，其时间跨度至少有125年，是清朝统治的最高峰^[参3]。康乾盛世繁华富裕的程度也在中国历史上亦有相当地位，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参4][参5][参6]}，故史学界一般将康雍乾三朝称为康乾盛世或康雍乾盛世。

康乾盛世在学术界上也具有争议，学界对于盛世是否存在及盛世的定义尚存不同见解^[参7]。有说法认为康乾盛世虽被称为盛世，但是纵观该时期几乎是民变迭起，而且规模也愈来愈大^[参8][参9]，特别是后期爆发的苗民起义与白莲教大起义给予了清朝统治以有力的打击，使清朝从此陷入风雨飘摇，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盛世的说法^{[参10][参11]}，然而有历史学家如欧阳泰（Tonio Andrade）指出，从1300年到1750年，中国和欧洲发生的战争数量相比而言大致相当，1750年后至1799年是“清朝大和平时期”，尽管该时期民变不断，且当中部分规模较大，但是与以往大部分时期的中国历朝历代相比，在“大和平时期”发生战事的频率和数量较少^[参12]，此外，有说法认为“盛世有阴影，乱世也有希望”，盛世并不是“尽善尽美，事事顺心”，在康雍乾时期，自康熙帝以少年天子的身分制伏权臣鳌拜，并平定三藩之乱之后，皇室权威大提升，中原地区完全没有任何一场战争，整个国家也没有长期和大型的战事导致社会受到破坏，因此社会得以安定，经济得以快速发展，逐渐走向繁荣时代^[参13]。

这段时期在英语中被称为“High Qing”或“High Qing era”，即盛清或盛清时期。西方学者如美国汉学家、历史学家魏斐德、罗威廉（William T. Rowe）、欧立德、濮德培、理查德·史密斯等皆在著作中用到该词，认为是清朝兴盛与繁华的时期，是帝制中国最后的高峰期^{[参14][参15]} ，亦有说法称部分西方学者认为这段时期中国皇权集中也达到高峰，不算是黄金时代而是专制黑暗时代^[参16]。《哈佛中国史》等著作将晚明到整个18世纪康乾盛世的发展称为中华帝国的第二次商业革命，比宋朝时发生的第一次商业革命转型幅度更大，其中商业化扩散至地方乡村社会的情况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清朝中期的中国被认为大概是全世界最商业化的国家^[参17]。在18世纪，对中国风的狂热追逐曾经是当时欧洲社会的普遍时尚。18世纪被誉为“思想之王”的法国启蒙学者伏尔泰曾大力称赞中国，并高度赞美当时在位的乾隆皇帝。^[参18]

这段时期整体上保持了稳定和繁荣的局面，财政收入增长极其迅速，中国这块土地仍保持著富裕和有序^[参19]。在该段时期结束后的60至70年的时间里，清朝连续遭到了外国侵略与国内动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两次沉重打击，从此一蹶不振，逐步步入贫困、落后和长期危机的境地^{[参20][参13]}，然而乾嘉之际的盛衰之变是清朝的统治的盛衰之变，中国的社会经济在不少地区仍在持续发展，满清政权的部分官员仍具有较强的活力和对海外的认识，并且获得不少地区和不少民众的支持，让清政权在内忧外患险恶环境中仍支撑了100多年，勉强在列强扩张期间还保住了独立帝国的地位，以及对边境土地的控制。在康乾“盛世”过后的嘉道中衰时期，中国社会的早期近代化进程亦未因统治危机的出现而陷于停滞，并非完全排斥于西方科技^[参21]。

三藩之乱平定后，中国虽然还受到小冰期和太阳活动的影响，但在清廷的管治下依然在整体上保持著稳定且有所发展。康熙帝在亲政不久后便宣布停止圈地，放宽垦荒地的免税年限^[注1]，以及著手整顿吏治，恢复京察、大计等考核制度。受康熙帝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以及引进外来农作物等影响，清朝人口大幅提升。康熙先后任用靳辅和于成龙治理黄河与大运河，成绩显著。在他六次南巡期间，除了考察民情习俗外，还亲自监督河工。康熙中期以后，因战乱而遭到严重破坏的手工业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为安定社会秩序，他颁行十六条圣谕，要求地方人士循循告诫乡民。他又派心腹包衣（即家奴）如曹寅、李熙等人打探地方物价、人民收入与官绅不轨之事，并以密折奏报，即密折制度的萌芽，到雍正时期趋于完善。康熙帝亦重视对汉族士大夫的优遇，他多次举办博学鸿儒科，创建南书房制度，并且向来华传教士学习西方科学与文化^[参25]。在守护边疆方面，康熙帝首先派萨布素于雅克萨战役驱除入侵黑龙江的沙俄军队，与沙俄所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以确立东北疆界并获得沙俄的中立。

康熙晚期，由于官员薪资过低以及法律过宽，导致官吏贪污，吏治败坏。康熙帝本来按照中国立嫡立长的传统封胤礽为太子，由于太子本身的素质问题及其在朝中结党而废太子，使得诸皇子为皇位互相结党倾轧。故太子一度复立，但康熙帝仍无法容忍其结党而废除。最终在1722年临终时传位于胤禛，即雍正帝^[参25]。

康熙帝亲民的形象以及妥善处理自然灾害的手法，受到当时外国传教士法国人白晋和比利时人南怀仁等人的高度评价^{[参26][参27][参28][参29][参30][参31][参32][参33]}，南怀仁等人记载康熙经常亲身到各地巡视，以便了解百姓的生活情况和官吏们的施政状况，亦会允许“最卑贱的工匠和农夫”接近自己，谕令卫兵们不许阻止百姓靠近，康熙会向百姓提出各种问题，包括询问百姓对当地的官吏的满意度，以便对官员作出奖励或处分^{[参33][参34]}。

雍正帝获得隆科多的协助继位，赖年羹尧平定青海乱事以稳固政局，然而后来因故赐死年羹尧、幽禁隆科多。雍正帝在位时期，针对康熙时期的弊端采取补救措施，以延续康雍乾盛世。他设置军机处加强皇权，一度架空康熙年代的内阁，废杀与他对立的王公并削弱亲王势力。注重皇子教育，采取秘密立储制度以防止康熙晚年诸皇子争位的局面再度发生。将丁银并入地赋，减轻无地贫民的负担。为解决地方贪腐问题使火耗归公，耗羡费用改由中央政府计算；设置养廉银以提高地方官员的薪水^[参25]。 对外方面，于1727年与沙俄签订恰克图条约，确立塞北疆界。

雍正元年，雍正帝采纳监察御史年熙的主张，认为“压良为贱”的贱户制度是明朝的弊政，应当革除，于是开始著手废除贱户制：“先后下令废除山西、陕西乐户的贱籍，‘改业为良民’。废除浙江绍兴惰民的丐籍。”雍正五年下令将“年代久远，文契无存，不受主家豢养”的部分伴当、世仆准予“开豁为良”。雍正七年下令广东一带的疍户可以“与齐民一同编立甲户”。此外，江西的棚民，苏州一带的丐户也先后被削去贱籍，最终废除了存在中国一千多年的贱民制度^[参35]。

雍正帝勤于政事，自诩“以勤先天下”、“朝乾夕惕”。他在位期间的奏折大多由他亲自批改，军机处的谕旨也由他再三修改。他所亲信的内外臣僚如张廷玉、鄂尔泰、田文镜与李卫等人也都以干练、刻覆著称。他所派遣的特务遍即天下以监控地方事务，密折制度至此完善，然而屡兴文字狱箝制打击异己（如查嗣庭试题案） 。雍正登上皇位之后，对骨肉同胞心狠手辣，刻薄寡恩，对待近臣也毫不容情，年羹尧和隆科多就是突出的例子^[参36]。1735年雍正帝于工作时去世^[注2]，其子弘历继位，即乾隆帝^[参25]。

乾隆帝继位后获得张廷玉与鄂尔泰的协助，稳定初期政治。他以“宽猛相济”理念施政，介于祖父康熙帝的仁厚与父亲雍正帝的严苛之间。人口不断增加使乾隆末年突破三亿大关，约占当时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江南与广东等地的丝织业与棉织业都很发达，景德镇的瓷器都达到历史高峰。与此同时，银号亦开始在山西出现。然而乾隆晚期多从宽厚，宠信贪官和珅，官员腐化使政治大坏^[参37]；乾隆帝六次下江南安抚百姓、检阅军队、视察水利、增加科举以及免除税收^[参38]。有学者认为六下江南之举供张过盛，扰民有馀^[参39]，亦有学者认为，乾隆六次南巡诚然耗资巨大，但相对于当时国库收入而言尚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参40]。

在乾隆治下有许多书籍出版，例如《续三通》、《皇朝三通》与《大清会典》等史书，著名小说《红楼梦》、《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等，1773年，乾隆下令编纂《四库全书》，与《古今图书集成》成为全世界最庞大的类书，这些作品成为盛世的文化标志。然而乾隆为维护统治却严厉控制思想，编书期间借机割裂焚毁大量涉及反清的书籍，此外大兴文字狱使如戴名世等人被株连杀害或者流放，一定程度上让文人思想受到阻碍，迟滞文化的发展^[参39]。

西方传教士将中国文化介绍给欧洲人，引发18世纪中国风的热潮^{[参41][参42]}。欧洲人追崇中国文化、思想与艺术^[参43]。到18世纪末，康雍乾盛世进入尾声，欧洲人出现负面评价^{[参41][注3]}

英国马戛尔尼伯爵批评乾隆独断专行、排斥异见、好猜忌以及过度防范身边的大臣，但同时称赞他豁达大度、本质善良、好读书以及功业宏大令国家兴盛：“皇帝（乾隆）天性豁略有大度，读书解事理。性质慈善而笃信佛教。对于臣下恒持恕道，然有与之为敌者必穷治弗敕。又为国家兴盛、功业宏大之故，处事不免失之躁急。每有无关紧要之事，皇帝意中以为不善者辄盛怒以临之。怒则其势汹汹不可扼制。性又多忌，不特为大臣者不能操纵事权。” ^[参45]

对外方面，乾隆末年，尼泊尔的廓尔喀王国两度入侵西藏。1793年，清廷派福康安与海兰察领兵入藏，击退廓尔喀入侵，不丹与哲孟雄（今锡金）亦为藩属国，加强驻藏大臣的权力^[参46]。期间缅甸贡榜王朝与清朝爆发清缅战争，清军四次进攻皆失败。1769年乾隆帝派傅恒、阿桂入缅未果，双方最后停战。1784年暹罗却克里王朝派使朝贡，1788年缅甸为应付暹罗威胁，也派使朝贡。1789年安南发生西山朝统一后黎朝、郑主与广南国。清军击败西山朝，护送黎帝黎愍帝复位，途中遭西山军的伏击而败，史称清越战争。西山朝阮惠遣使向清廷谢罪，清廷封为安南王^[参46]。

乾隆期间清朝疆域达1470万平方公里，东邻朝鲜与琉球国也早就成为藩属国之一^[注4]。只有德川幕府统治的日本处于锁国时期，与清朝一度来往甚少。但幕府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1651年至1680年在位）时，开始与清朝进行文化交流。他与他以后的几代幕府将军都十分尊重中国，称其为“上国”^[60]。日本朝野对清朝康熙、乾隆两帝相当崇敬，对中国文化非常重视^[参47]。乾隆帝以十全武功自誉，他平定准噶尔与回疆大小和卓之乱，使四川、贵州等地继续改土归流，虽维护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但多起的战事令国库日益损耗，让清朝国力不支^[参46]。中后期之后，因太宠信和珅。放任贪污、人口扩张与发展过度，埋下了嘉道中衰的种子。加上贪官和珅等官员腐败，官吏贪污，政治腐败，特别是地主阶级长期兼并土地，土地占有情况严重集中，无地少地的农民生活苦不堪言^[参9]。于乾隆晚期到嘉庆时期陆续爆发民变。白莲教于1770年代举兵��后来又于1796年爆发川楚教乱，八年后被清军镇压，领袖王三槐被处死。台湾天地会领袖林爽文于1787年发动林爽文事件，历时一年多。1795年乾隆帝因为誓言^[注5]禅位于子颙琰，即嘉庆帝。乾隆虽为太上皇，但依然“训政”至1799年去世，嘉庆帝方得以亲政。然而嘉庆帝未能解决弊端，清朝继续走向衰退^[参46]。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朝平定新疆，让北起自萨彦岭，东北至外兴安岭，东含库页岛，西至巴尔喀什湖地区皆纳入清朝的版图，形成了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乾隆年间，香料群岛的苏禄上表求内附，乾隆帝以其险远，不许。乾隆帝派明安图等人两次到新疆等地进行测绘，在《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绘成《乾隆内府舆图》。

台湾历史学家吕士朋指出：“有清一代的最大贡献，厥为对边疆的经营，使得近代中国的广大版图得以真正巩固而确定……虽清季衰世，列强交侵，尤其是俄国在1850年至1881年间，对我东北、西北边疆鲸吞蚕食，但至民国元年（1912年）二月清帝退位之日，其遗留给中华民国的领土，仍广达1120馀万平方公里。此一对我民族的丰功伟业，即以汉唐盛世版图相况，亦不能与之比拟。”^[参48]。葛剑雄亦指出：“从秦始皇灭六国，开疆拓土，建立秦帝国开始，经过了近2000年，中国终于形成了一个北起萨彦岭、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巴尔喀什湖、帕米尔高原，东至库页岛，拥有100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的空前统一的国家……这样的统一范围和程度是以往任何朝代从来没有达到过的。”^[参49]

康熙汲取明朝的教训，重建相似于宋代的丞相内阁体制，令内阁的权力与宋朝年代相近。在康熙年间内阁大学士的权力大约相当于宋朝的宰相^[参50]。而由于无大臣互讦宦官乱政之事发生，所以内阁大学士的职掌能够正常发挥，功能有“代阅章奏”，“票拟批答”，“赞襄机务”，“总裁实录、史志”（例如明史就是交由多名满汉大学士监修总裁官所纂修而成）等数项^[参51]。

为了达到平衡心理的作用，在康熙晚年的内阁大学士中，经常在五至六人中保持一两个南方人的名额，令南北地主共同参政。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的内阁新加入的成员当中，有两名满人，四名汉人，而在四名汉人当中南人北人各半。此外，康熙亦重点选拔升迁较快的汉族士大夫，这些士大夫同时是内阁的候补成员。^[参52]马戛尔尼亦称“中国政府的行政机制和权力是如此的有组织和高效，有条件能够迅即排除万难，创造任何成就”。

前朝建国之初有部分地主文人不愿仕官效忠新朝廷，为此采取自杀、自残肢体、逃往漠北、隐居深山以及斩断手指等方法，誓不出仕。为此朱元璋设立新刑罚，宣告“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为罪行，杀害当时许多不愿效忠明朝以及为新朝当官的学者，导致“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参53][参54][参55]}。而在康熙年间清政府容许有“反清”思想的学者严绳孙任命担任官职，在任职一段时间后，严绳孙放弃“反清”思想，从原本的“不享无妄之福”到“九死从今总负恩”，后来甚至把康熙视为恩人^[参56]。

清初时期顺治帝继位及官员间的人事变动由议政诸王协商而生^[参57]，后来康熙帝一方面则通过各种手段限制满洲贵族的权力，如剥夺各旗王公干预旗务的权力，破除“军功勋旧诸王”统兵征伐的传统，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政治影响等；���一方面提出要建立由皇帝个人独裁的专制政体，希望“天下大权当统于一”，“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身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亦表示“天下大事，皆朕一人独任”^[参58]，康熙要掌管“用人之权”，以阻止朋党的形成，免得鳌拜掌权时期“结党专权”和“罔上行私”的情况再度发生，也为了防止不同派别党派之间互相斗争^[参59]。康熙帝确立的君主专制制度主要包括三方面：

1. “用人之权”、“奖惩之权”由皇帝亲自控制，不许臣僚干预；
2. 通过特务统治、密奏制度，对臣僚实行严密的监督和防范；
3. 反对朋党，严防臣僚结党对抗皇权。

钱穆认为中国从汉朝到明朝都是“士人政权”，政府大权都掌握在读书人“士”手里，而到了元朝和清朝却改变了，并引据邹容的《革命军》指中国由“士人政权”变为“部族政权”，蒙古人和满洲人变为中国内的特权阶级或特殊分子。钱穆亦认为清朝政权始终是维护和偏袒满洲人，须满洲人在后拥护，才能控制牢固。而清朝的政治，制度的意义很少，法术的意义多，又认为清朝政府发布最高命令的手续非常不合理，比如“寄信上谕”是清朝特有的，不按照中国向来的程序，而是直接由皇帝军机处寄给受命令的人，旁人都不知道。此外，钱穆认为清朝以前从外送到朝廷的公事都是先送到六部，而皇帝拿出来的公事也一定要由六部先过目，有关教育也一定要经过礼部过目，不能由是皇帝私下决定，而清朝却相反。清朝六部虽然沿袭于明朝，但是权力大大缩小，六部尚书更不能直接对部下发命令，而六部尚书也不是行政首长。六部无权限可操作，权力便集中到皇帝手中，同时清朝还要求满汉分开，有一个汉人尚书，就必须有一个满洲尚书^[参60]。

钱穆又认为中国政治的极端专制主义始于秦，但是以后经过各朝各代，君主的权力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而以知识阶层为主体的士大夫得以在各种社会生活中广泛参与国事，所谓“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明末士人尚有结社议政的风气，清人入关之后，在政治上，清朝禁止读书人上书建言、结社订盟、自行刊刻文字，对于读书人的言论、集会、出版自由，全部禁止。他认为历代中国朝代都奖励民间公开发言，只有清朝不允许，在清朝除了六部尚书和侍郎以外不论什么人都不许向皇帝讲话，一直得到中央重视的翰林院等到了清朝也不准专折言事。在地方上，只有总督、巡抚、藩台、臬台可以向政府讲话，其他的府县均不可。在地方上，清朝也不允许民间有公开发言权。在顺治五年立在府学、县学明伦堂里的卧碑就足可以证明。在当时府学、县学都有明伦堂，清朝在每一个明伦堂里都设置一个石碑，而这个石碑不是竖立的，而是横躺在那里，所以叫“卧碑”。在卧碑上有三条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参60]。

徐复观指出“士人政权”说法并不正确，他表示政府的性质必须就权力根源之地是由谁来运用而言，通过二十四史一直都现代，都证明凡是站在平民的立场进入到仕途的人地位愈高，与皇帝愈接近，其命运性的困扰、艰难必定来自专制的机构与专制的观念。他亦指出钱穆对专制下的必然产物例如“外戚宦官”和汉代统治者的暴行视而不见，以及把中国“历史中成千上万的残酷地帝王专制的实例置之不顾”，同时引据“报任安书”指出凡是皇帝亲自交下与皇帝自己有关的案子，承办的官吏决不敢问是非^[参61]。

此外，在清朝公然反对官方统治哲学的理学且说出“乱之本，鲜不成于上”的戴震、反对专制思想的袁枚、著书批评君权的唐甄、一道反朝廷的黄宗羲以及顾炎武等清代学者，从来没有被治罪^[参62]。

新清史学派认为，满人采取的政治制度在明代的基础下有所创新。比如军机处就从带有临时性的纯粹军事咨询组织转变成了一种常规的政治治理机构，由此提高了统治效率。密折制度的建立完全改变了君臣之间相互沟通的传统方式，使得君主控制臣下的能力大大增强。八旗驻防各地使汉人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城市染上了颇为浓厚的异族色彩。内务府的设置与运行，严格了宫廷内部的礼仪规范，与明代的内廷制度有了本质的区别，宦官外戚干政的现象也由此完全绝迹^[参63]。

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汉学家孔飞力以“叫魂案”为例，指出“清代皇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独裁，皇权与官僚制度存在不稳定的依存关系，皇权必须随时提防来自官僚制度的惰性威胁”。中国历史学教授高王凌在也提出过相似的概念，清代官僚对于皇权只是在表面服从的前提之下，在暗地里却干著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猫腻行为，从而将皇帝的意志“反过来”，指出清朝皇帝的权力并非无限^[参64]。

清初朝鲜燕行使记载，与明代汉族官员相比，清代满族官员相对比较廉洁，当时燕行使臣对明朝官员的贪婪记忆犹新，在《朝天录》中有大量明末地方官员向燕行使臣索取贿赂的史实。1623年，朝鲜使臣赵濈曾说“人情赍来支持极为浩大”，忠心于明朝的朝鲜三学士之一洪翼在1624年出使明朝时深感“中朝贪风大振”，并对此“尤为痛骨”，然而在清初燕行使臣的记载中却几乎没有类似的情况。1668年出使的朝鲜使臣朴世堂提到了“汉俗之贪诈”，1690年出使的徐文重说“清不贪，清人性本善良”，又指明人向燕行使臣的索取贿赂之事在清代则“……绝无是事。宁谓不如诸夏之无也耶”，当时一些燕行使臣对清朝有好感，主要原因是因为清代官员比明代官员廉洁^[参65]。

清代是中国史上惩贪力度较重的一个王朝，康熙帝表彰清官、雍正帝实行耗羡归公，高薪养廉，而乾隆帝则屡兴大狱，惩治手段绞斩徒流无所不用，涉及犯官之多、打击面之广以此时为最。康雍乾三帝的惩贪政策保证了盛世的产生和延续，但整体而言是屡禁不止，原因之一是由于皇权专制造成皇帝执政过久、崇尚奢华、执法不一。专制主义官僚体制造成的官吏无耻、庸碌、拜金，社会风气的虚糜浮华等都影响着惩贪的彻底。康乾盛世不乏惩贪的手段，却缺少相应的防贪的制约机制^[参66]。

康雍乾隆三朝的监察制度是缔造康乾盛世的制度保障，其在康乾盛世得到了较好的发挥和一定的发展，为康乾盛世创造了相对廉洁的官场环境，并为盛世反腐构筑了一道监察防线^[参67]。清初的统治者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采取了一系列的反腐廉政措施，然而他们采取的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腐败现象^[参68]。

清朝火器的制造和质量技术于晚明开始超越前朝：“火器原为中国（明朝）长技...但所为长技者，已为奴有”；当今清人铸百炮而有馀，我铸十炮而无力”^[参69]。在皇太极时期，统治者命令军队建造当时最先进，最具杀伤威力的武器—红衣大炮，并且将单一的骑兵兵种，改建成一支骑兵、炮兵与步兵多兵种的军队^[参70]。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康熙皇帝有感于火器的威力巨大，遂正式成立火器营。设鸟枪护军参领16人，鸟枪骁骑参领24人，分别作为统领官。在清军与准噶尔汗国首领噶尔丹的战役中，清军就是以铁心火炮、子母火炮猛轰噶尔丹的“驼城”战术而取得重大胜利。随行的传教士张诚记载：“每个火枪手营地前，放著八门火炮，我们曾带到尼布楚去的炮也是这种，其中有两门较大的野战炮，从外表看，做工精细，上面还镀有金色；还有两门小型臼炮，共计有六十四门小型野战炮，八门壮观的中型炮和八门迫击炮。”^[参71]。

乾隆中期以后，火器营的建制确定为，设掌印总统大臣为首领官，总统大臣负责营务，此职从王公、领侍卫内大臣、都统、前锋统领、护军统领中选任。清朝所有禁卫军，都有扈驾的职责，火器营也不例外。皇帝出宫祭祀或巡游时，火器营也派出士卒随行。清宫兵器火器营的训练，从每年七月持续进行到次年四月，每月逢四逢九日演炮，逢二逢七日演鸟枪，逢六日校尉。每年春秋两季定期在安定门外的禁卫军校场会操。每年秋后，火器营还在卢沟桥演放子母炮^[参72]。

从乌兰布通之战中可看出清军相当重视火炮的应用，该战役的胜利几乎完全是通过火器和精锐骑兵相互配合从而取胜的。清朝的火器与骑兵既能够合力并战，也能够各自为战，野战骑兵制胜，攻坚则靠火炮轰开缺口��骑兵冲击，防守则深沟高垒用火器吸引敌军猛攻，骑兵侧后包抄。灵活而有威力的火骑配合，才打下了清朝偌大的一个江山。到了乾隆后期，清朝疆域已经十分稳定，清朝逼沙俄，平噶尔丹，定台湾，并西藏青海，周围已无敌手，于是文恬武嬉，火器方面的研制也渐渐荒废起来，于是本来在明朝就已经落后于时代的中国火器就开始更加落后于世界^[参73]。

清朝有不少关于火器的著作，为平定三藩之乱，康熙特命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制造适应南方地形特点和便于战场上机动使用的火炮。南怀仁“依洋式铸造新炮”，并进呈《神威图说》一书，介绍了西方的制炮理论和方法。在康熙十四年(1675)至康熙末年四十余年间，仅中央政府就督造或改制神威无敌大将军、金龙炮、制胜将军、威远将军等各型火炮近千尊。不但数量多，而且种类也不少，乾隆二十一年(1756)颁行的《钦定工部则例造火器式》载有各种火炮共85种，同年的《皇朝礼器图式》中鸟枪，红衣炮，子母炮这三样火器成为了制式武器。其他的著作分别有薛熙撰的《练阅火器阵纪》，沈善蒸撰的《火器真诀解证》，王达权、王韬同撰的《火器略说》，薛凤祚撰的《中西火法》，陈旸撰的炮规图说以及董祖修撰的《炮法撮要》等^[参73]。

在康雍乾年间的民间亦有大量火器流传：“粤人善鸟枪，山县民儿生十岁，即授鸟枪一具，教之击鸟”，甚至有铁匠私造火器在京城一带售卖：“西城察院移送王四私造鸟枪一案。查王四开设铁铺，向系打造官用鸟枪。该犯希图获利，私造线枪十馀杆。查验线枪，系挺长塘细，仅可灌贮铁砂，堪以打雀，与军械鸟枪身短，能容铅丸者不同”^{[参74][参75]}。对此清朝廷一直以来都有所禁止，但往往不了了之：“鸟枪为军营利器，是以前经降旨，令各督抚实力严查，毋许私铸，其民间旧有者，晓谕呈缴，并令年终汇奏一次。乃连年以来，并未见各该督抚实力遵办。”^[参76]

在大规模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军队逐步腐败，训练废弛，装备落后，军事实力远远落后当时的西方国家^[参77]。乾隆帝后期阅兵，所见的却是“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的局面^{[参78][参12]}。

马戛尔尼使团在镇江时清军举行了欢迎操演。马戛尔尼发现，清方城墙濒临坍塌，士卒衣冠不整，仗仪兵队似乎缺乏训练，主要装备还是弓、箭、戟、矛、剑之类的冷兵器。寥寥几支落后的火枪，也已破烂不堪^[参79]。他断定：“中国社会已经被卡住无法前进”，“它的繁荣已经结束”，“在这里可以轻而易举地登陆”^[参80]。马戛尔尼带来的卫队，进行表演英方炮兵装备，然而清廷不屑一顾，拒不观看卫队的操练和武器展示，皇帝和大臣们对英方的科技反应冷淡^[参81] 。另一方面，马戛尔尼在日记里记载了清军的整齐行装：“又有兵丁一大队，数在五百、一千之间，向吾行迎接之礼！此兵队衣服极整齐，军械亦极锋利！”^[参82]。

美国历史学者马世嘉（Matthew Mosca）指出，在马戛尔尼到访中国的同时，清方逮捕了一个廓尔喀族间谍，清朝从名该间谍了解到英国东印度公司获得了印度孟加拉邦的统治权，乾隆已意识到英国会对喜马拉雅山外造成威胁^[参83]。

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指出，乾隆对英使的首次访华，感受到的是英国对清朝的威胁，乾隆认为必须加紧增强军事防御，而非盲目自大和对外交礼仪斤斤计较。经过研究及分析600份军机处、宫中档、内阁、内务府文件后，沈艾娣指出只有一两份文件与“磕头礼仪”有关，在马戛尔尼离开北京时，乾隆颁布了大量加强军事防御和防止英国袭击中国的文件，下令各地严守海防口岸，做好防御的军事准备，特别在舟山和澳门提前备兵，以避免两地被英国人占领。乾隆还下令，由于英国人可能会对中国发起进攻，故需要减税；清朝所有的尤其是广东的税务官员都要严格按照规定收税，不准敲诈，不可以对大量的英国商船提高税率，以避免给英国借口进攻中国。其馀的信件，则是关于各地政府如何做好军事防御^[参83]。

据记载，在鸦片战争期间，英军火器的威力被一些清朝守军看成了妖术，军舰则被目为怪物，有广州守将甚至用“驱邪”的马桶、秽物等对付英军^[参84]。亦有文献记载在英国军队称赞过清朝的火炮，对中国火炮颇有畏惧之感，在英方的记载中可屡见其惊呼中国炮火“猛烈”、“厉害”等字句，并称赞中国的许多火炮都“造得很好”，中国的火炮技术在19世纪以前并未落后于西方，但由于18世纪末以后欧洲在爆炸弹方面取得重大的技术突破，遂使鸦片战争时的双方火炮技术存在某种实质性的差距^[参85]。历史学家彼得·佩德（Peter C. Perdue）评论，清朝建立了史无前例的霸权，几乎不会受到外来侵害，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没有在和平时期进行军事创新。也有学者研究指出，亚洲地区的印度半岛和鄂图曼帝国，也是在这个时期大幅度落后于欧洲^{[参86][参87]}。

康乾盛世时期的农业、手工业、贸易、城市发展等，都曾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从农业来看，不论是当时的人口数量，还是耕地面积，都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历史时期。从手工业来看，也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生产规模扩大，手工作坊、手工业逐渐增多。市场也有了一定的发育。对外贸易急剧增长。主要出口商品有茶、丝、土布，尤以茶叶占第一位。康乾盛世时期政治开明、解除禁令促进了这一时期商贸发展，推动了市场体系、民族贸易、对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渗透，为民族商业资本成长奠定了基础^[参88]。

清朝粮食产量比明朝万历时期增长了一倍，并且远超过以往的历史时期，在康熙二十四年期间，全国共有耕地六亿亩，到乾隆帝去世，全国耕地约为10.5亿亩，全国粮食产量则迅速增至2040亿斤。当时随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中国的巴罗估计，中国的粮食收获率高于英国，麦子的收获率为15：1，而当时的欧洲，粮食收获率居首位的英国也仅为10：1^{[参89][参90]}。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指出：“中国农业于18世纪达到其发展的最高水平。由于该国的农业技术、作物品种的多样化和单位面积的产量，其农业看来是近代农业科学出现以前历史上最科学和最发达者。” ^[参91]。

清代在全国范围出现高复种指数并且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变化。从清以前的一年一熟制，发展成了二年三熟制，一年二熟制，一年三熟制。耕作制的发展遍及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闽广地区，是一种全国范围的变化。与其他朝代相比，清代处于亩产量最高的一个历史时期分别比汉代增加了41.6％，比唐代增代11.9％，比明的亩产量高了8％：

• 秦汉：亩产量为264市斤／市亩
• 唐代：334市斤／市亩
• 明代：346市斤／市亩
• 清代：374市斤／市亩

清朝的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也逐渐扩大，促进商品经济的活跃。棉花在清朝已是十分重要的经济作物，其产地遍及全国，其中江苏、浙江、河北、河南、湖北、山东等地都是著名的产棉区，甚至连农业发展较晚的奉天，也成了外输地区之一。产棉量以河北保定一带，长江中下游的松江、太仓与通州一带，以及上海等地最大。^[参92]清朝的手工业也在康熙中期以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至乾隆年间，江宁、苏州、杭州、佛山、广州等地的丝织业都很发达。江南的棉织业、景德镇的瓷器都达到了历史高峰。民间手工业兴盛，例如云南民间炼铜场十分发达^[参93]。瓷器制作技术改进，产量也大幅提升。例如江西景德镇瓷窑所烧造的御瓷产量在雍正六年（1782年）时，一年之中生产了十数万件御器。玻璃制造有较大的进步，清宫玻璃厂能生产透明玻璃和多达十五种以上的单色不透明玻璃，造型也丰腴美观。丝织技巧也有了新的提高，出产的重要提花品种有妆花纱、妆花缎、妆花绢等。当时的棉织业以松江最为发达，技术最好，而染色、踹布业则以芜湖、苏州为最先进^[参94]。

闵宗殿认为清代亦是中国传统农学的高度发展时期，中国历代所编著的农书共714部，其中清以前的二千一百多年间编著的农书为231部，清代267年，编著的农书为483部，为清代以前农书数量的2.09倍，清朝治理及研究蝗虫的技术亦相对比较发达^[参95]。

关于农具以及农业劳动生产率方面，清代在农具方面没有多少发展，使用的主要是明代以前创造的传统农具，明清两代的农书如明代的《农政全书》和清代的《授时通考》所收的全是元代《王祯农书》中的农具和农业设施，并没有什么创新。清代出了一部新的农具书叫陈玉璂《农具记》，所收的农具也都是元代《王祯农书》中所收的农具。清代的土地生产率是虽然较高，亩产量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但农业劳动生产率却相对较低^[参95]。

康乾盛世时期中国瓷器发展发展到了顶峰，取得了相当高的艺术成就，瓷器上绚丽多彩的装饰纹饰，表达出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是现代瓷器吸收借鉴的源泉^[参96]。

清末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曾感叹说：“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料——丝、棉和皮毛。既有这些大宗物产以及无数土制副产品，所以他们不需要从别的地方购买一文钱的东西。”虽然乾隆晚期（18世纪后期）英国已发生工业革命，但初起步的工业文明比起已十分成熟的中国手工业相比力量未显。康乾时期的外贸大幅出超，是手工业产品领先工业文明的最后辉煌时期。在丝棉织品的水平方面，清朝丝织工艺比明朝大有发展，而且发展出不同的地方体系。全国丝织业的中心仍是江南的南京、苏州、杭州，广东也生产丝绸，而且有对外通商的地利。丝绸不只是在中国国内富有者的消费品，也是外商的热销货。当时的民谣：“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缀好，银钱堆满十三行”讲述了当时广州十三行出口丝绸的盛况^[参5]。

《全球通史》指出：“城市手工业如棉纺织业，制陶业等也已从17世纪三四十年代经历的萧条阴影中走出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甚至还超过了以前的生产水平。”亦指出在17世纪末，纺织业，制陶业，制盐业和矿冶业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同时提及：“这些可观的经济变化产生的大量财富使中国仍然分化剧烈的社会出现了差距缩小的趋势，也使得仅凭人的著装来判断他的社会地位变得更加困难。”^[参97]

清朝货币大体上采白银与铜钱并用的银铜双本位制，大数用银，小数用钱，但银的地位更见重要。因海外贸易发达，白银大量从国外输入，康雍乾盛世流通的外国银元除西班牙银元外，还有葡萄牙银元、威尼斯银元、荷兰银元、法国银元等^[参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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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潞河督运图》（局部），清代画家徐扬所绘反映苏州城的繁华盛况。

法国汉学家杜赫德指出，在清朝的统治下，原本闭关锁国的中国逐渐向外界开放，并维持著国内、近邻贸易以及欧洲贸易。甚至说全欧洲的贸易量都无法跟巨大的中国贸易量相比 ，并且说中国的各个省份有如欧洲的各个王国，各自拥有自己丰富且多种多样的特产进行贸易，而且这倾向于联盟保护的形式，在所有的城市里也一样，以至官员们在商业界里都拥有自己的股份／分成，他们当中有部分人会将他们的金钱委托给值得信任的人打理以保证他们的资产在商业往来中取得成果，连平民百姓也可以从商业贸易中得益。同时记载了清朝市集的繁华程度和中外商家的贸易情况，并称中国商人在交易时都很诚实^[参99]。

中西贸易在乾隆年间获得了相当的发展，英国每年要从中国进口2300万镑红茶，这些茶叶带来的茶叶税，为英国王室提供了十分之一的收入来源。与此同时，每年有3000万两白银流入中国^[参100]。

《全球通史》里对明清两朝对外贸易作出了比较，认为明朝在“下西洋”后荒废了中国的海上贸易：“16世纪初，明王朝实行了闭关政策。明初，朝廷曾进行大规模的‘下西洋’活动，这是明王朝自信力的标志。但这时，远洋探险已告结束。一度引以为荣的中国舰队成为停泊在沿海的一堆废物。海上贸易逐渐让给了外国人。而土耳其人和蒙古人则继续占据着通往中亚大陆的陆上商路。”^[参101]，而在康熙年间中国的对外贸易出现了急剧膨胀和发展。主要的出口商品被集中在南方的广州口岸，大量的茶叶、丝绸、棉布、瓷器和漆器经这里运往欧洲销售^[参102]，18世纪时期中国海外贸易的鼎盛一度令荷兰东印度公司产生危机感^[参103]。

在海外贸易方面，史学家黄启臣批评“清朝海外贸易萎缩停滞，比不上宋明两朝发展”的说法缺乏计量根据，并且指出在清朝乾隆十年间四港贸易额是明朝最高时期的三十五倍，仅广州一地，贸易额就是明朝全部贸易最高额的十馀倍：“虽有10年的‘南洋海禁’和乾隆二十二年(1757)撤销闽、浙、江三海关贸易的阻碍和影响，但中国的海外贸易并未因此停顿或萎缩，而是以不可抗拒的势头向前发展，其规模和贸易总值远远超越前代，达到了新的高度。”他亦比较不同朝代在海外贸易的发展与成果：“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是全国海外贸易税饷收入最高的年份，共29000馀两，按当时的税率为一两征税二分推算，这一年海外贸易商品总值约为100万两。而乾隆十年（1745年）四港贸易总值达到36571777两，比明代的最高年份增加35．5倍。”“就以粤海关一处的贸易而言，雍正七年（1729年）的贸易值为11105800两，比明代的最高年份也增长10．1倍。”他亦以宋代作比较：“宋代海外贸易商品总量值未见统计，南宋赵构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来推算，那么南宋的海外贸易商品总量值也不过500万两而已，这还达不到雍正七年（1729年）粤海关贸易值的一半，不足道光七年（1827年）粤海关贸易值的十分之一。” ^[参104]

康熙年代中国国库从康熙十一年（1672年）的银1810万两，上升到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的银4737万两；晚期，由于出兵定西藏、屯重兵于青海以防准噶尔的因素，令库存三年连续下降，到了康熙末年（1722年），国库为银2716万两，钱138598串。另外在乾隆元年（1736年）国库为银3396万两，到乾隆末年（1795年）为银6939万两，钱38串^[参105]。

盛世之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三分之一，美国学者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指出，当时中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的百分之三十二；即使是工业革命之后，亚当·斯密说：“中国和印度的制造技艺虽落后，但似乎并不比欧洲任何国家落后多少”^[参106]。当时虽然中国经济是世界第一，但这只是生产总量第一，而非人均。从人均来讲，英国、法国已经走在前面^[参107]。

清朝的赋税很轻，以总额而言，17世纪末期的英国人口为500万，税收每年达700万英镑，折合约银二千馀万两，和人口为30倍的中国大体相埒，相比之下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赋税很轻的国度。康乾时期又对外积极扩张用兵，同时大兴各种工程，但国家每年的财政都有盈馀，国库储备银也逐年上升，充盈的国库是大幅度免除赋税的重要物质保证。乾隆认为：“天地只此生财之数，不在上，即在下，与其多聚左藏，无宁使茅檐蔀屋自为流通。”即与其将财富积聚国库，不如让它流通于民间，藏富于民，才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康乾时代才能在对外积极扩张、对内大兴工程的同时却不增加赋税和人民的负担，因为国力强盛，扣除军费和工程费的开支，国家财政照样有盈馀^[参108]。

康乾时期的中国不仅是东亚的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这种位置和角色的现象之一是，它吸引和吞噬了大约世界生产的白银货币的一半，这些白银是促成了16世纪至18世纪明清两代的经济和人口的迅速扩张与增长，该成就直接缘于中国经济和中国人民在世界市场上所具有的巨大、不断增长且其他地区都望尘莫及的生产能力、技术、生产效率、竞争力和出口能力。直到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东方才衰落，西方才上升到支配地位^[参109]。

自康熙帝以来，清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图书编纂，例如《古今图书集成》是由福建侯官人陈梦雷所编辑的大型类书，共有一万卷，目录四十卷，约一亿七千万字，万馀幅图片，引用书目达6000多种，是现存最大部的类书和中国固有文化的宝库，被称之为“康熙百科全书”^[参110]。同时康熙年间修订的《康熙字典》，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收字最多、规模最大、价值最高、影响最广的大型汉语字典，成为了中国辞书史上的一座丰碑，对中国辞书编纂史具重大意义。而乾隆年间修订的《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套丛书。^[参111]另外，清朝还诞生了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具有高度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而清朝的《儒林外史》和《夜谭随录》等也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作品。

18世纪初，在康熙帝主持下，清廷从事两项巨大的科学工程。一项是《律历渊源》（1713—1722年），介绍了中国和西方音乐各种理论、乐器制造、天文历法以及西方的数学与中国的算学；另一项是用近代科学方法绘制了第一幅详细的中国地图（1708—1719年）^[参112]。

康熙时期大量编印中国古籍以及用满文翻译汉文经书，而在中西文化交流上，双方的交流内容包括西方天算、医学、生物、史地、艺术、宗教，中国的历史、语文、经学、艺术，乃至于堪舆、风水等等也传到了西欧，然而由于东西双方由于国情文化的背景不同，加上政治功利的因素，双方都不是全盘接受，而是有功利选择性的吸收。以西欧而言，社会上尽管流行“中国风”、“罗科科”，但对中国的价值现观、社会规范、思维方式等等了解不深，只有极少数人用中国的“理”来打击宗教权威，也是不离功利的目的。另一方面，中国对于当时的西学，惟皇帝的喜爱、兴趣为准，民间影响的不多，以致到禁教之后，人们对西学也很快的日益模糊。

另外，清初有才华的传教士会被皇帝欣赏和重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也被推崇和应用。而在民间，民人与西方传教士能够互相交游，西学在社会中得以自由传播，亦指出分别由康乾皇帝敕辑的丛书－《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亦收录了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技术^[参113]。康熙亦曾经委派传教士闵明我返回欧洲招募人才，希望增进中西方科技文化交流^[参114]。

有学者认为康熙虽然重视科学，但得出的成果不如西方^[参115]，亦有学者认为现今学界可以共信的一点就是康熙能放弃成见，虚心学习在当时还对中国人陌生的、被视为异端的西洋文化，并重用西洋人才，是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者。康熙亦被评价是一名提倡西欧科学研究的人，认为“人们从他身上可以看到欧洲近代文明的曙光”，“他是满族历史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历史的傲骄”^[参116]。

清代修《四库全书》收录并留存了在清朝期间已为数不多且近乎消亡的唐代文献，当时的四库馆臣认为“古书亡失，愈远愈稀，片羽吉光，弥足珍贵，是固不以多寡论矣”，因此抱著“有见必录”的原则，体现了清人保存古文献意识的觉醒，另外，限于时代及环境的影响，清人对唐代文献的认识多少受到考据学思想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和局限性，但并不足以影响清人在唐代文献认识上的正确性及其对后人的启迪作用^[参117]。清代亦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集大成时期，清人在很多学术领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对前人文集的搜集和整理也不例外。比如清人整理宋人别集方面就取了很大的贡献和成绩^[参118]。

曾经自称有“排满思想”的梁启超却对清朝二百多年文化发展有高度评价：“此二百馀年间总可命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特其兴也，渐而非顿耳。然固俨然若一有机体之发达，至今日而葱葱郁郁，有方春之气焉。吾于我思想界之前途，抱无穷希望也……”。对于《四库全书》的贡献，梁启超亦对此有正面评价，并指出清朝盛行的辑佚学救亡了不少早已失传的大量中国古籍：“吾辈尤有一事当感谢清儒者，曰辑佚。书籍经久必渐散亡，取各史艺文、经籍等志校其存佚易见也。”^[参119]。

清朝初年，朝廷宣布禁止学者创立书院，纠众结社，表面上是不许“空谈废业”，实际上是不许“集群作党”^[参120]。

有说法认为，有清一代，思想的禁锢前所未有。议论时政、撰写史书，往往带来杀身之祸。于是人们噤若寒蝉，思想上难以解放，更谈不上活跃。清朝的文字狱对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伤害是非常大。特别是在清朝乾隆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更决绝地放弃自尊和人格，为了功名利禄而贪污、腐化等现象在晚清时创了中国历史之最^[参121]。除了文字狱以外，清人又藉编修《四库全书》等机会，大规模禁毁各类书籍数千种^{[参122][参123]}。

据统计清代禁书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次数上都远胜于明代，也远超于中国古代以往的任何朝代。其中，违碍书籍的数量是明代的约29.2倍，科举时文是明代的约27.2倍，剧本小说是明代的10.2倍，妖书是明代的约8倍，禁书总数为明代的约12.6倍。明代的统治时间为278年，清朝自天聪年间开始禁书，到道光年间，共224年，比明代还要少50多年，而其禁书的数量却比明代多了不止十倍。虽然这只是一个概数，但却能很直观地反映出明清两朝在禁书数量上的巨大差距^[参124]。

《剑桥中国史》则指出，清代文字狱中禁止的大多数作品实际上一直都被保存下来，大多数遗失的作品也不在被禁之列。被列入禁书名单的书往往反而被认为有特殊价值，从而被小心地保存下来。禁令实际上是最有效的“广告”形式^[参125]。

尽管在康熙晚年发生过《南山集》案，但对于一些明朝遗民的反清思想，康熙帝在大部分情况下都以宽容的态度处理，一些著作例如诗僧函可的《千山诗集》、被指“违碍之处触目皆是”的顾炎武所著的《顾炎武诗文集》和王夫之的《读通鉴论》都陆续结集出版，在顾炎武的著作中记载了庄氏《明史》案以及自己如何以死相拒参加官修《明史》之事，当中以“北去（按原抄本作‘胡装’）三百舸，舸舸好红颜”之类的诗句批评清初满洲贵族的暴行，而王夫之则在《读通鉴论》中说天下之大防有二，他认为“夷狄”乃“异类”，故“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号召汉人起来反抗满洲人的统治，然而他在当时都未予追究^[参126]。晚明清初学者以及在其著作《留书》和《明夷待访录》中激烈批判清朝统治者的黄宗羲，一改其著作中《明夷待访录》之用中性干支纪年而采用清朝正朔。在黄宗羲晚年的诗文和书信中，赞美清朝的字眼不一而见。如称清朝为“国朝”，称清军为“王师”，称清圣祖为“五百年名世，于今见之”的“圣主”、“圣天子”，其统治为“王道”。”^[参127]。以至有学者指出，进入康熙年间，江南大部分儒士态度逐渐转变，放弃了反清斗争并且承认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康熙朝以后，江南大部分儒士则逐渐放弃了反清斗争，转而承认清朝统治的合法性，民族斗争渐趋回归社会批判运动^[参128]。

中国历史学博士喻大华认为文字狱的影响事实上被夸大，他引用顾炎武的观点指出考据学的重要性：“清代文字狱集中于雍乾两朝，但考据之风则倡导于清初。顾炎武针对明代学风空疏而在清初倡导经世致用，力行实学并大搞考据，深刻地影响了清代的学风。学者们受他影响而搞考据，而愈搞考据愈觉求真知之不易，愈觉考据学之重要，于是相与研习，蔚为风气。总之，一个时代学风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内在原因，无论把文字狱的作用如何夸大，它也只是外因，不能最终说明问题。”^[参129]

用言语文字的方式反对现存政权的统治在中国历朝都是严重的政治问题，明、宋以及统治相对宽松的唐朝也通过强制手段对号召民众推翻现政权的人进行惩处。在18世纪，发生文字狱的年份大约三十年，且主要是集中在乾隆中叶。内容清楚和时间明确的文字狱总共有58起，若算上不确定的案件，至多不超过100起。在五十多起文字狱中，有二十多起是因包括少数生员的下层百姓缺乏政治常识，例如误触庙号、御名或因语言“狂悖”而被清政府罗织罪名；有五起是因为胡廷内部政府斗争以文字得罪者，分别是汪景祺案、戴名世案、胡中藻案以及彭家屏等案；有七起是因为皇帝过分敏感而造成的案件，例如世臣之案；其馀的二十多起案件源于臣民确有不同思想观念或政治见解但不是有意公开反清而得罪。在一百年里，文字狱的文人牺牲者只有戴名世、谢济世以及案发时已去世的吕留良、沈德潜数人^[参130]。

清朝的文化高压政策打击的对象比较集中，主要是危害和不利于清朝统治的思想，对不同学术、学派、宗教以���科学技术的探讨，乃至文学艺术的创作, 清朝政府采取的则是优容并蓄的措施，例如清廷对当时知识界的学术争议“汉宋之争”就采取不介入政策，对公然反对官方统治哲学的理学且说出“乱之本，鲜不成于上”的戴震也从未追究其“害义伤教”之罪，贬斥理学、被正统学者批评是“名教罪人”的袁枚也从来没有被治罪。在18世纪，真正由皇帝发动的和针对学者的文字狱比较少见，而且大多从宽处理^{[参130][参131]}。

清朝对天文学有相当程度的重视，从顺治到乾隆期间命传教士制造以及添加不少天文仪器如赤道经纬、黄道经经纬、简平仪等，同时有相关天文学术著作出现，亦改善和编制了较为先进的历法。西方的物理学知识也从明朝末年起一直在中国传播，康熙年间的学者戴震就写有关于阿基米德定律的作品，传教士南怀仁著有《熙朝定案》等介绍各种工程技术的作品外，亦著有《验气图说》和《形性理推》等对中国的物理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的介绍西方光学知识的书籍，并在一定程度下让一些学者启迪进而研究光学，例如在康熙年间写有《镜史》一书的孙云球以及在十九世纪前期写有《镜镜詅痴》的郑复光；在对待西洋器物方面，清代有不少学者、匠师和科学家如黄履庄、黄履、孙玄球等对西方“奇器”有一定的研究和高度仿制，西方“奇器”在一定程度上亦推动了中国的物理实验和机械制造的发展。

康熙年间有一些精通医术的传教士如张诚和白晋等向中国传授西方医学，并且被容许在入职朝廷、建立试验室传授解剖学知识，康熙对此深感兴趣，以致在一次研探解剖学时得病。法国传教士巴多明（Dominicus Parrenin）用满文翻译人体解剖学方面的著作并名之为《钦定格体全录》，巴多明和白晋也在康熙的支持下翻译出有关人体血液循环的著作，并且在北京传播相关知识。西方传入的医学知识和理论亦引起了中国医学界人士的注意，例如清初刘献廷研究过人物图说等西方医学著作，乾隆年间著有《医林改错》的医学家王清任亦十分重视解剖学：“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参132]。

清朝建立前，中国的数学和天文学出现了倒退，明朝年间失传的宋元两代的数学知识经过清代学者梅谷成等人重新发现并加以研究^[参133]；另外，明朝初期也立令殊死学习天文学的民人，放宽禁令后有学者编写了一部天文著作，可是无人问津、不被重视且“未曾用之”，以至到了后期朝廷在天文方面要依赖传教士利玛窦^[参134]。

《四库全书》对西方科学书籍作出较高的评价：“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其议论夸诈迁怪，亦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也将西方宗教与西方科学作了区分，强调““节取其技能””，《四库全书》的作者们明白传教士的来华目的是为了传播天主教，介绍西学不过是传教的手段。因此他们在赞扬西学的同时指出“盖欲借推测之有验，以证天主堂之不诬，用意极为诡谲”。另外，《四库全书》收录了27种西方传教士的著述，当中包括西洋的数学、天文、仪器及机械等方面的著作，被收录的书籍包括有《泰西水法》、《西儒耳目资》、《坤舆图说》、《乾坤体义》等^[参135]。

康乾时期，清朝广建寺庙，因俗而治，众建分势，与蒙联姻等民族政策，对蒙古建喇嘛寺庙群，平定准噶尔部叛乱，收复土尔扈特部，对西藏与班禅额尔德尼加强联系，对西南土司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参136]。通过修德安民、恩威并施的民族政策，稳定边疆民族地区^[参137]。

清初的皇帝大多通蒙藏回语，与历代的帝王有所不同。

清初入关后有“六大弊政”^[参138]，剃发（或薙发）、易服、圈地、占房（侵占房舍）、投充（抢掠汉人为奴隶）、逋逃（逃人法），延续时间最长的，是逃人法。顺治七年六月，广西巡抚郭肇基等人因为“擅带逃人五十三名”，被处死^[参139]。清初曾颁令谕：一、八旗制度移入关内，全族皆兵。二、鼓励满人入关。三、圈地，使近畿五百里内全属旗人所有。四、禁止旗汉通婚；禁止满人自由择业^[参140]。弊政中的投充和逋逃皆为圈地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康熙帝亲政后即立即下令永远停止圈地，并逐步放宽对逃人的禁令并最终裁撤督捕衙门。随后康熙开始采取一系列与民休息的政策^[参141]。

清初蒙古分为四大部^[注6]。

1690年至1697年间乌兰布通之战与三征噶尔丹使噶尔丹战死，创立多伦会盟以保护喀尔喀蒙古^[参25]。雍正时期将喀尔喀蒙古并入清朝。1729年听从张廷玉建议，以傅尔丹与岳锺琪兵分二路于科布多对抗准噶尔汗噶尔丹策零，最后于和通泊之战战败。1732年噶尔丹策零东征喀尔喀蒙古，兵至杭爱山，被喀尔喀亲王策棱击败。1734年清准和谈，以阿尔泰山为界，西北大致和平^[参25]。

青藏地区的^[注7]和硕特汗国协助黄教达赖五世击败红教统一全藏，之后分裂成青海与西藏和硕特。达赖六世时，藏区政事交由第巴（理事大臣）桑结嘉错管理，他联合准噶尔对抗西藏和硕特的拉藏汗，拉藏汗先下手杀桑结嘉错并废除达赖六世。1717年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入侵西藏，攻杀拉藏汗，并且占领拉萨。清军于1718年试图进藏但被准军击败，最后于1720年由胤禵率军驱除成功，协助七世达赖入藏，以拉藏汗旧臣^[注8]管理藏区。这是清朝正式经营青藏地区之始。清政府从此在西藏驻军^[参25]。

雍正初年青海亲王罗卜藏丹津意图复兴和硕特汗国而乱，隔年年羹尧与岳锺琪等人平定。为此雍正帝占领部分西康地区，又在西宁与拉萨分置办事大臣与驻藏大臣以管理青藏地区^[参25]。

乾隆时期对西藏加强控制，开始规定所有事务都要由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商同办理，并明示中央的派驻管员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的地位平等。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拟定并颁布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正式制定了金瓶掣签制度，并且颁布被一些现代学者认为是西藏属于中国领土的最有力证据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参142]。自此，西藏涉及国家主权和中央权威的重大问题已经完全由朝廷掌握，如西藏与邻国的关系、军队驻防、宗教领袖的继承、内部叛乱的镇压等必须由大臣处理或者上报朝廷决定^[参48]。

1745年准噶尔汗噶尔丹策零去世，国内诸子争位。乾隆帝乘机于1755年派降将阿睦尔撒纳为引导，以定北将军班第率军平定准噶尔，攻下伊犁。而后阿睦尔撒纳想要成为新一代准噶尔之主，由于没有获得乾隆帝支持而叛变。乾隆帝派兆惠西征，最后于1757年平定天山北路，准噶尔亡，其族惨遭灭绝。然而在天山南路，脱离准噶尔统治的回部领袖大小和卓兄弟起兵反清，史称大小和卓之乱。其领袖布拉尼敦与霍集占占据喀什噶尔与叶尔羌，意图自立。1758年乾隆帝再命兆惠西征，兆惠率轻军渡沙漠围攻叶尔羌（今新疆莎车），反被包围于黑水营。隔年清将富德率军解围，兆惠与富德最终攻灭大小和卓，并让帕米尔高原以西的中亚各国成为藩属国^[注9]。

雍正听从鄂尔泰建议推行改土归流，废除具自治性质的土司，以地方官管理少数民族。

乾隆初年派张广泗平定贵州苗民之乱，随后清军前往平定大渡河上游的大小金川（今四川金川县与小金县）动乱，史称大小金川之役。1747年到1749年期间发生大金川之战，清军于此吃尽苦头^[注10]。1771年第二次金川之战爆发，大小金川的诺木与僧桑格均叛，清将温福战死，阿桂历经多次作战，直到1776年方平定。

学者戴逸认为，康乾时期的中国外交日益保守和封闭，清政府自认为是“天朝大国”对海外贸易有严格规定，严禁百姓随意出海；若出海，船只大小有限制，铁器不能带，粮食不能带多；到了海外限定必须两年回来，否则回国之后将被没收财产、充军戍边。限制贸易，无疑也就阻碍了经济的前进；另一方面对中国人民的思想也是束缚，看不到外面的情况，视野受到限制。从康熙、雍正时期开始的禁教，到乾隆时期仅因马戛尔尼团队不给自己磕头这一礼节问题而把人赶走，也使中国失去了了解世界的一次机遇，中国被远远地被落到后面去^[参107] 。

然而马戛尔尼向清朝提出的要求因侵犯中国主权而被乾隆帝覆信批驳，当中六项要求如下：

1. 要求英国货船能到浙江、天津等地收泊；
2. 要求在北京设立商行；
3. 要求在珠舟山占一岛屿，以便英国人居住和收存货物；
4. 要求在广州城划一地方居住英国人，或者居住澳门之人出入自便；
5. 要求准许英商从广东内河航行澳门，货物不纳税或少纳税；
6. 要求确定关税条例。

有学者指出有一些史学家往往断章独引乾隆所言“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以证明清朝“闭关锁国”，但对英国侵犯中国领土完整及关税自主的六项要求却避而不谈^[参143]。此外，乾隆对西方科学其实并不排斥，也并非完全不感兴趣，他刻意对英人带来的科学产品表现一种冷漠的态度，近年有学者研究指出这很可能是一种反��措施和政治表态的手段。更有学者强调乾隆一向重视西学，他拒绝马戛尔尼的要求，其实是“洞悉其奸”，看破英国派遣使团来华的政治阴谋^[参144]。

美国历史学家欧立德指出，乾隆帝非常熟悉西方地理是，他甚至让天主教耶稣会傅教士蒋友仁在圆明园一座大殿的墙上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他知道法国爆发了革命，也知道俄国宫廷中当前的阴谋。乾隆帝在接见马戛尔尼使团时故意问“英国距离俄罗斯有多远？他们的关系是否友好？意大利和葡萄牙是否距离英格兰不远？是否向英格兰朝贡？”，是为了给对方留下“伟大的大清帝国不可能对遥远的小岛国家英国有任何的兴趣”的印象。当马戛尔尼使团向乾隆展示英国海船的模型时，他详细询问了关于军舰上零件以及英国造船业的问题，次日，乾隆就密令军机大臣传谕两广总督：“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且闻其向在海洋有劫掠西洋各国商船之事”，需要振作海防，提高警惕^[参100]。

另外，当时东亚几乎所有国家，包括朝鲜和日本，都处于严厉的锁国状态。朝鲜当时被称为“隐士王国”，因为它将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参145]。而统治日本的德川幕府早在明末（1633年）就开始颁布第一次锁国令，严禁日本人与外国贸易，禁止日本与海外交往，同时禁止日本人出国以及在外的日本人回国，甚至禁止制造适于远洋的船只。随后锁国令又颁布了多次，成为德川幕府的长期外交政策。1647年葡萄牙船来到日本，要求恢复外交关系，但被幕府拒绝。日本直到19世纪中叶才被迫打开国门。^[参146]在中国，1683年清军攻占台湾后，康熙接受东南沿海的官员请求，停止了清前期的海禁政策。但对于与西洋的贸易，康熙帝则十分谨慎指出“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参147]。

马克思在评论中国历史上的“海禁政策”时认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参148]。然而历史学者何新华指出，不论是传统国家还是现代民族国家都天然具有排他性，所谓的“闭关”或曰“锁国”只是一种正常的边界管理制度和国家管控外贸的措施，从这一意义而言，任何国家都需“闭关锁国”，区别只在程度差别。又指出单从“闭关锁国”的字面意义而言也不尽准确：“清代并非完全“闭关”，在陆地边疆方面，清代采取了非常进取的战略，在海洋边疆方面，实际上采取的是一种“限海”战略———有限度的开海战略。”^[参149]。历史学者刘军指出“认定中国清代前期实行了“闭关自守”或“闭关锁国”政策的观点，源于当时试图向中国推销其商品（特别是鸦片）的英国商人”^[参150]。

1765年朝鲜北学派先驱洪大容在出使清朝时体会到清朝国运的变化，他在《湛轩燕记》中写道：“清主中国，尽有明朝旧地，西北至甘肃，西南至缅甸，东有瓦喇。船厂又其发迹之地。而在明朝一统之外，则幅员之广甲于历朝。藩夷之服贡者，琉球间岁一至，安南六岁再至，暹罗三岁，苏禄五岁，南掌十岁一至。西洋、缅甸贡献无常期。蒙古三十八部不服者二，其三十六部选士入学，选兵入卫，通关市、婚姻，商胡贸迁无限域，驰马交于关东，则与一统无甚异也。”^[参65]

康熙后期，经过长时期的休养生息，社会已日趋安定，但人丁与地亩的载册数增加迟缓。由于土地与人口的清查不够彻底以及地主以多报少之故，贫民迫于赋役的繁重而相率逃亡，人丁的统计并不确实^[参151]。康熙帝为确实掌握人口数，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下诏“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在册人丁数作为全国征收丁银的固定总额，以后新增者为“盛世滋生人丁”，从中央到地方均不得随著人口的增加而增税。但除补不易，弊端又无法避免。所以采取摊丁入地政策，废除人头税（丁税），并入土地税内。这使得无产者没有纳税负担，而地主的负担增加，对于清朝人口的持续增加、减缓土地兼并、以及促进工商业的发展有一定的作用^[参152]。

清朝的人口扩张和流动规模在长期性和常规化等方面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参153]。为了“移民实边”、发展经济和保卫疆土，清政府鼓励内地人移民到蒙古南部、新疆、台湾及东北地区。在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内地各省约有七百至八百万人迁移到边疆和海岛地区，形成了一股股由中原向东南、西南、西北、北、东北四面八方辐射状的移民浪潮^[参154]。

有说法认为清朝人口的增长主要是依赖美洲农作物的输入，又由于清朝的经济和人口的增加主要归因于美洲作物番薯，故称“康乾盛世”为“番薯盛世”^[参155]，然而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侯杨方指出，清朝中期玉米、番薯的产量合计仅占全国粮食产量的4.63%，美洲作物对清朝人口巨量增长并突破2亿、3亿直至4亿的作用并不重要，清朝中国数亿人口的主要粮食仍然是传统作物^[参156]。历史地理学家韩茂莉亦指出将康乾盛世归功于南美作物这一提法缺乏事实依据，尽管玉米、甘薯传入中国，对农业、人口均起到重要作用，但从没有达到绝对优势，传统粮食作物依然是农作物中的主流^[参157]。另一方面，在盛世期间，农民能够进食肉类的机会亦比以往的朝代有所增加^[参158]。

另一方面，清政府的人口和经济政策也给当时的中国带来巨大的生存压力，为了养活激增的人口，不得不开垦森林、草原和围湖造田，也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灾害^{[参159][参160]}。

中国的森林大致在明代中期以后大面积的消失，黄河中游的森林在明清两代尤其遭遇到毁灭性的破坏。从晚明到清末，中国的森林消失得最为迅速，情况也最为严重。盛世时期的清朝不能加以抑止前朝严重耗损自然资源的行为，且一发不可收拾^[参161]。清朝在统一战争后土地严重荒芜，人口大量流亡的状况下，亦实行了减轻赋税、招民垦荒、安置流民、兴修水利、推广高产作物等措施，以图迅速恢复生产，使社会经济回复到正常的发展轨道上，尽管18世纪的中国社会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诸多不足与局限^[参162]，对环境的破坏便是一例：康乾盛世时期由于人口压力巨大，人口与耕地的矛盾更趋严峻，当时人们通过围湖造田和为围河造田^[参163]，来开拓更多的耕地，造成了巨大的生态灾害，比如在福建地区“闽中自高山至平地，截截为田，远望如梯，真昔人所云‘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尽力耕’者，可谓无遗地矣，而人尚什五游食于外。设使以三代井田之法处之，计口授田，人当什七无田也。^[参164]”这一明朝时期的描写，到了清代依然使用。在山东沂水县地区，“贪利愚民开垦”荒山，“虽种杂谷，一遇旱年，颗粒不收”；莱芜县“开山愈多，而良田之冲没益甚，草树既尽，土松石露，一雨未毕，沙石堕下，低田乃益受其害，垦一冲十，得不偿失。^[参165]”。在江南平原地区“地无不耕之土，水无不网之波，山无不采之木石，而终不足以供人用……向无人烟之处，今则宅舍弥望。盖人满之患，至斯极矣”^[参166]。

毁塘、填沟、截河、占用河道造田、与水争地，成为全国性的问题，这不仅摧毁了本就脆弱的水利设施，而且酿成了更大的生态灾难。还有因为种植方式的问题，正在引发大规模的水土流失，导致了乾隆年间出现大范围的江河湖堰淤塞^[参167]。当时清人汪士铎也感慨到环境破坏带来的灾害^[参168]。

康乾盛世期间不论是救灾、防灾，如荒政、仓储，还是相关的公共工程建设，如水利建设，几乎都是同一时期其他国家难以比得上的，以致有西方学者把18世纪的中国称之为“福利国家”。然而到了盛世后的嘉道及光绪年间，尽管清政府在这方面还是做了很多工作，但更多时候基本处在一个相对来说有心无力的阶段，所谓“竭天下之力，而所救不过十之一二”^[参169]。

乾隆年间的前期和中期是一个社会稳定、经济增长、疆土扩张、军事力量强大、政治自信以及文化繁荣的时期。在国际上，清朝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政治实体，其领土让所有欧洲国家都相形见绌。清朝的人口相当于当时世界人口总数的1/4，是当时欧洲人口的3倍。清朝的国内经济规模同样非常庞大，马戛尔尼本人估计至少是英国的4倍。驶向北方市场的满载木材的船只需要一天时间才能通过固定的检查站。地区间的茶叶、棉花、糖、丝绸和粮食贸易量，相当于欧洲的纺织品和日用品的国际贸易量。从广州这样的南部港口到天津这样的北方港口的航程有3200公里，相当于里斯本到汉堡的航程。北京和江南沿海城市的奢侈品消费与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奢侈品消费不相上下^[参100]。

康乾时期的另一个成就是国家识字率的提升，不仅是男性，还包括女性的识字率。由于贸易产业的发展，该时期的男性出门得更频繁，为了让家中的男性在家外获得成功，家中的女性需要拥有自己独特的权威。这意味著在一些上流家庭中，一名最理想的母亲是跟他们的丈夫一样都受到教育，都会阅读和写作，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让他们的儿子尽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学会读书识字。清代在重视和强调对妇女的教育这一方面，跟以往的朝代相比是一项很大的改变^[参170]。

李景屏认为康乾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盛世，但由于封建体制的制约，大量社会财富流向非生产领域；在畸型消费的刺激下，奢靡之风席卷着清朝上下，盛世的根基渐趋蛀空^[参171]。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马戛尔尼使团的出使任务失败归国期间，其副使斯当东记载：“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衫褴褛甚至裸体……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著吃。”^{[参172][参173]}。而马戛尔尼本人则认为：“人民生活在最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惧之中，所以人们胆怯、肮脏并且残酷。”^[参44]，并认为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内中国没有改善和前进，相比欧洲反而倒退了。^[参174]在《停滞的帝国》一书有如此描述：“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参175]。

马戛尔尼也指出乾隆晚期社会的混乱与不稳定，例如贫穷、饥荒、弃婴^{[参176][参177]}和民变、兵祸^[参178]等，都加速了当时清朝社会的动荡不安。

马戛尔尼：“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参179]。“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预言它迟早会“不再有纪律和安全”，“英国从这一变化中将比任何其他国家得到更多的好处”。马戛尔尼们还研究了满清的法律，认为“一个民族的法律是他们的精神状态和性格明白无误的见证”；“天朝的法律只是十分细致并不断地干涉个人行为”所以，它不可能强盛，它的衰亡是必然的，因为“一个民族是否强盛和幸福完全要严格地取决于它的每人诚实的荣誉感是否强烈。”^[参175]。

马戛尔尼在日记中记载了乾隆年间中国平民百姓的生活，他认为中国的水手相当强壮，工作时会哼歌但勤恳且纪律严明，又认为他们聪明且忠于职守。他又看到有一些妇女灵活地行走，让他想起有缠足这种习俗的在北方省份的底层妇女中已经很少见的一种说法，这些妇女从脸上看似饱经风霜，但依然气色良好、头发整齐，孩子众多而大多一丝不挂。他亦发现中国的男性大多样貌美观，精神良好，而且身躯健壮。对于这种场景，马戛尔尼表示在当时情不自禁地想喊出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参180]：

“

啊，好奇怪！ 这里怎么有这样多的好人！人类有多么美！ 啊优美的新世界，有这样的人在里面！

”

在马戛尔尼周游中国的旅程中，他表示看到干净整洁的农事，见到了辛勤劳动的平民百姓，百姓的脸容以及马车在道路上疾驰的场景，感到自己恍惚身在英格兰，回想起自己旧时的美好回忆。

马戛尔尼亦表示访问团在天津时受到当地官员的热情款待，当地高级官员还向他们送上超乎他们所需的粮食。他记述道，只有在东方，外国人才会受到如此热情好客的款待和尊重。马戛尔尼亦称当中两名分别姓万和周的官员为聪明，坦率，而且健谈的人。此外，马戛尔尼亦称赞热情地款待马戛尔尼一员的直隶总督梁肯堂相当有礼貌，并且对中国的建筑大加赞赏。在宴会期间，马戛尔尼称无法用任何言语表达出该名总督的谦逊和高贵端庄，并感谢这位仁慈且值得敬佩的年老总督细心地听取马戛尔尼一员关于船舶方面的请求，马戛尔尼亦表示对中国的高层官员以慈爱与谦逊对待下属和平民百姓表示震惊。尽管当时中国在外国人的印象中比起其他国家更注视阶级长幼观念以及比较推崇家长制，马戛尔尼发现清朝的官员也是会以谦逊尊重的态度对待自己家的仆人，主仆关系非常融洽亲密且真诚。而中国的父母也会以慈爱与宽容对待他们的孩子，并且指出有些中国父母偶然会卖掉自己亲身孩子，但只会在父母处于极端无助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总体而言，马戛尔尼对中国平民百姓的评价大致上为正面，称他们性格顽强，富有商业头脑，在繁杂的体力劳动中依然能保持乐观开朗的心态，在工作中会发生争吵甚至打斗，但只是在极端情况下且不常见，马戛尔尼认为这是因为有严厉的法律抑制他们的行为，因为他知道在中国杀人偿命的法律，不论有意无意，亦不论是否仅仅出正当防卫^[参180]。

马戛尔尼访华团一行人在经过直隶省的清河镇时称赞当地人的勤俭和诚实以及环境建设：“吾侪自馆舍出发，行四英里半出北京城，又行五英里至清河。稍息，进早食。清河乃一小镇，有城墙卫之，自清河前行，一路景色绝佳，道路亦平坦极利行车。而人民勤俭、诚实之状复与英国人民相若。吾行至此，恍如置身于英国疆土之中，不禁感想系之矣。” ^[参181]

对扬州的商业堪盛和境色的描述：“至扬州，其地商业堪盛，吾等本拟在此略作休止。兹以松大人已改换计划，拟抵杭州后始命停船，故此间并未耽搁，扬州名胜之区仅在吾眼帘中一闪而过也。” ^[参182]

马戛尔尼转述一位常驻中国的英国神父劳克斯的言论：“又言：‘我辈读中国历史证以目睹，则中国社会似尚无显著之缺点，唯残害婴儿一事，吾西人以为极背天理，华人则视为无足轻重，即日日见之，亦不以为怪。’” ^[参183]。

马戛尔尼认为当时中国的工业“虽有数种，远出吾欧人之上”，但同时认为在化学上及医学上的知识“处于极幼稚之地位”^[参184]。

马戛尔尼访华团成员之一的爱尼斯·安德逊（Aeneas Anderson）对中国乾隆年间刑法方面亦有正面评价与概述：“杀头案在中国是非常少见的。关于这问题，我甚为注意而且好奇地去打听，一有机会就向人探问，我不只问过一个人，有好几个人，至少有70岁高龄的老人，他们从未见过或听到过有杀头处刑的事……”。他同时赞扬中国的犯罪率低，发达的商业状况和农作物的丰盛：“……比较轻的刑事案，在这人口非常多、商业又发达的国内也不常有。”；“周围是各种富饶的农作物，广阔的草场上满布着绵羊和最肥美的牛。他们的园圃看上去可以供应家庭所需也能观赏，它同时生产大量的蔬菜和水果；这美妙的景色使我的眼光缭乱”^[参185]。

访华团亦记载了中国多处地方的环境状况：

• 天津一带：“我们经过的农村依旧是一片富饶丰盛的面貌，虽然有些部分比以往所见的多些变化，参差不齐。上午我们经过一市镇名“曹东浦”。这镇靠在河边，看来很悦目，地区相当广阔。房屋是砖砌的，一般不超过一层房；显然的特点是房屋前面都有墙。”^[参186]
• 北京郊区一带：“（每）走过的乡村前后每1英里路上的人数足以充塞我们英国最大的市镇”，“这个马车队伍停歇在一个大市镇内，镇名“吉阳府”。说它是人口稠密，则我又用了这冗繁的语词，这语词可以同样应用于整个帝国，如每个村庄、市镇、城市；不，每一条河流和河流的两旁也充满了人。在这国家里，在我们所经过的地方，人口是极为众多而且是到处是那么多：我们走过的乡村前后每1英里路上的人数足以充塞我们英国最大的市镇，道路两旁不少别墅田庄散布在田野之间，大为增色，也足以证明其富裕”^[参186]
• 山东省南部：“呈现一幅美丽的图画：密密的丛林、巍然的房屋、高耸的宝塔，以及山似的高坡，还有相互交织的湖沼与河流，种种景色读者虽能想象，但作者的拙笔无力描写尽致。其中又值得一提的是环湖高处的房屋都装上金字塔式的或者是尖顶式的屋顶，颇有“哥德”式建筑之风。”^[参186]
• 广州城：“这城市的街道一般是15英尺到20英尺宽，用宽大的石板铺砌，房屋超出一层的很少，用木材和砖建筑。商店的正面大门之上有漂亮的阳台，因而门前形成一街檐，用各种油漆装修得很美丽……居民服装与我已经叙述过的无异，但使我惊异的是，这城市虽已靠南，离北京很远，而在这冬季气候依然很冷，居民要穿上皮衣：这种衣服显然不单是一种奢侈品，或限于上流人士，因为我们所见的皮衣服装店很多，店里的皮料很丰富，如豹皮、狐皮、熊皮和羊皮都有。”^[参187]。

明朝亡于清朝，与明朝自身的腐败有密切关系。对于明朝官僚机构的臃肿和腐败贪贿，朝鲜使臣也有所体会。随著清朝政治上的稳定、文化上的发展、经济上的繁荣，再加上清朝越来越以一种宽松和优惠的政策对待朝鲜，一部分朝鲜人特别是其中一些亲身游历过清朝的燕行使臣，目睹清朝社会繁荣和与清朝文人接触笔谈之后，尽管受儒家“春秋名分”思想的影响，依旧视清为夷，但对比本国状况，却深感此夷不再可鄙，无法可攘^[参65]。

朝鲜人郑太和在1649年和1662年两次出使清朝，写有《阳坡朝天日录》和《壬寅饮水录》两部燕行录。郑太和在《壬寅饮水录》中记载他注意到途经一些地方市肆，清代已初现繁荣景象，使臣在北京遇到为清朝所用的汉人文官亦感觉颇为亲切，又指出使臣在明代所遭遇的沿途敲诈及繁文缛节也已摒除^[参65]。

1691年，谢恩兼三节年贡使一行回国复命，正使瀛昌君李沉在受朝鲜国王召见时说道：“臣累度往来，闾阎比前颇盛，人民益繁矣”。1790年，徐浩修出使清朝，其《燕行纪》纪录了沿途的所见所感，指出当年的“口外之荒漠”如今“商旅辅凑，市里栉比，水草丰饶”，他认为这是清人“以中华之利与外夷共之”。徐浩修又回想元代“蒙俗质朴尚有混沌，未凿底意”，但是“待人接物纯是诚款”，发出“天之生才固不限于华夷也”的感叹，也对传统的华夷之别提出了疑问^[参65]。

1715年，领议政李光佐出使清朝，回国后他对英祖说：“清人维是胡种，凡事极为文明，典章文翰，皆如皇明时，但国俗之简易稍异矣。”宋寅明认为：“清主立法简易，民似无怨，不必促亡也。”而徐浩修尽管偏见地以为“今中朝士大夫⋯⋯稍欲务实者，亦不过拾掇亭林竹坨之馀绪而已。”但同时也看到了清朝“不懈文教”和对儒学的推崇^[参65]。

称颂“盛世”并非始于清人，但是有说法称在清代的官方文献中大量出现赞美本朝为“盛世”的文字，其使用频率之高、范围之广，远远超过以往的朝代^{[参122][注11]}。

到了晚清时期，清朝国势式微，部分士大夫还是习惯用“盛世”一词称颂清朝，有关“盛世”的著作仍层出不穷^{[参122][参188]}。不过，1910年经清朝官方审定发行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则明确将晚清时期视为“忧患时代”^[参189]。但是，有说法指出清朝平定太平天国等国内叛乱后直到甲午战争前，中国确曾作为“列强”之一，作为一个不同程度上的帝国主义国家对外压迫朝鲜等国家（在朝鲜取得领事裁判权、设立租界等）^[参190]。

1980年代后，中国在话语和学术上的有所放宽，对清朝更细致和更正面的观点开始出现，对清代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学术研究开始兴盛起来，与满族相关的研究工作也逐渐复兴。人们对清朝的认识从一个“不太黑暗的时代”变为一个强大、经济繁荣、文化发展以及人口众多的“启蒙时代”^[参191]。

“康乾盛世”问题在学术界是一个颇受关注的问题，当中的关注与诉求也包含了历史叙述、价值评判、道德情感、现实关怀诸多面向。尽管清朝在康雍乾三朝时达到顶峰，18世纪被视为清朝的最繁华时期，甚至认为这段时期代表了中华文明的一个新的高峰。但这段时期在中国历史上仍颇具争议，以致学界对“康乾盛世”是否存在尚存争议^[参192]，或有论者大体肯定“康乾盛世”，但也注意到其间存在的问题；或大体否定，但也指出其间亦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在各种认识和观点的交流中，有学者提出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如“康乾盛世作为一个概念或名词或说法能否成立”、“认识康乾盛世的标准是什么”和“对康乾盛世问题应持什么样的态度”等^[参193]。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教授周思源不同意康乾时期是“盛世”，只能称“康乾之世”。^[参194]他的主要理由有：汉唐之所以公认为盛世，与其政治环境宽松、精神昂然进取有很大关系。而康雍乾三朝最大的失误就是禁锢思想，以文字狱为代表的严厉的残酷的禁锢思想。至于“康雍乾时期的经济发展，是明末以来战乱频仍之后的一种恢复性发展。而并不是由于新的生产方式和使用新的科学技术引起的生产力革命性大提高。”

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对周思源的观点作出评论：“整个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都没有‘新的生产方式’与‘新的科学技术’，都是专制的封建制度。按照周先生（周思源）的理由，中国封建社会就不会有什么‘盛世’。”他亦指出“盛世有阴影，衰世也有希望”，不认为“盛世就是美哉善哉，万事大吉。这不是客观的历史事实，也不是辩证的思想方法……清初大概只用100多年时间使粮食生产翻了一番多。在当时农业技术并无显著提高的水平下，是了不起的成就。不但恢复了明末的水平，而且大踏步地前进了。这是广大农民的努力，也离不开清政府重视农业，奖励垦荒，兴修水利，减轻赋税，推广高产作物（玉米、甘薯、花生）以及鼓励和默许移民等政策的结果。”^[参13]

有学者认为，虽然康乾时期的人口和粮食产量呈快速增长态势，但与同时期的欧洲国家英国来横向比较的话，无论从存量还是从增速来看均具有较大差距。此外有说法称康乾时期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不高、生产力水平低下、军事实力不强、文化事业停滞不前，政治制度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认为“康乾盛世”并不存在^{[参192][参195]}。康雍乾时期已经孕育了许多社会问题，无论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还是从人性解放角度来看，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差距都是越来越远^[参196]。

直到18世纪，当时正处在清朝的康雍乾盛世，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得以巩固。若只把康雍乾时期和汉、唐、元、明作纵向比较而不进行世界的横向比较，中国当时的社会看起来仍具有活力和继续发展。18世纪的中国确有值得称道的巨大成就^[参197]。亦有学者批评当代一些人将中西对比角度带入清史，否定康乾盛世，以及用中西横向比较的“盛世”概念去评价传统史学纵向比较的“盛世”概念是属于概念错位。“康乾盛世”中所谓的“盛世”概念，是传统中国史学中的概念，中国传统史学相信历史循环论，将时代分为治世和乱世，盛世和衰世，并以此作为褒贬依据，而传统史学中的“盛世”概念是纵向而言，例如“贞观之治”与隋末的衰世相比是“盛世”^[参198]。

侯杨方说，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经验看，国家军力强盛、对外开疆拓土的同时会伴随著对内的横征暴敛，因为强大的军力和战争需要经济的支撑，导致民力消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秦始皇伐匈奴、征南越、建长城、修宫室耗费天下民力，结果强大盛的秦朝传至二世后灭亡；汉武帝征伐匈奴的结果是汉朝户口减半，导致民怨沸腾，汉武帝本人晚年也痛悔自己就是另一个秦始皇；唐玄宗对外频繁用兵，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亲历者杜甫形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结果唐朝的开元盛世迅速在安史之乱爆发后走向了衰落。而康乾盛世开拓的版图空前，用兵频繁，从历史经验看横征暴敛似乎不可避免，但清朝统治者在这一时期，不仅没有增加赋税，反而频繁下令蠲免天下赋税，其力度之大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康熙曾多次南巡视察河工，体察民情，他认为自己的出巡会对地方造成一定的骚扰和负担，因此他经常蠲免所经地方的赋税，即使没有庆典、巡幸、用兵，康熙也经常“无缘无故”蠲免天下赋税，有一次甚至免除了全国所有州县的一年赋税。在康熙帝在位的62年间总共不同程度地蠲免天下钱粮共计545次，总计折合白银达1.5亿两。康熙中期以后天下太平，经济繁荣，国家岁入不过三千五百馀万两白银，即相当于免除了4年多的岁入^[参108]。

学者姚念慈认为清史研究者们往往忽视清代赋税的沉重。通过比较明清赋税，清初全国赋税总额是以明朝万历末期至崇祯时期的横征暴敛为基准的。直至康熙末年清朝的人���土地并未超过明万历时期，然而其赋税收入却较万历初期增加了许多倍。清廷立国的基础，就是过于沉重的高额赋税。康熙朝实行的大量而频繁的蠲免，实质上是变换手法，将竭泽而渔也无法获得的部分宣扬成惠政^{[参199][参200]}。

美国历史学家罗威廉将晚明到整个18世纪康乾盛世的发展称为比宋朝的第一次商业革命转型幅度更大的中华帝国的第二次商业革命。历史学家有时称此时期的发展为“流通经济”或“商品经济”，其中商业化扩散至地方乡村社会的情况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有史以来首次出现大量中国农业家庭将自有之相当比例的农产品售出，并依靠市场交易取得日常消费品。明代初期，棉花实际上仍是鲜为人知的产品，而到了晚清，棉花已经是全中国最普遍的衣料。^[参201]

鲁迅说他看了外国人的一些记载，怀疑康乾盛世完全是文字狱吹出来的^[参202]。鲁迅对康乾时期的重要文化成就之一《四库全书》多次发表批判言论，如“清人篡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参203]。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顾诚说：清朝统治的建立是以全国生产力大幅度破坏为代价的，稳定后的统治被一些人大加吹捧，称之为康雍乾盛世。正是当中国处于这种“盛世”的一百多年里，同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距离拉得越来越大。“盛世”过后不到五十年（如果按照某些学者吹捧康、雍、干三帝的思路来看，乾隆之后在位二十五年的嘉庆也应该算是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至少不能说是无道昏君），爆发了中英鸦片战争，随之而来一幕幕丧权辱国的悲剧，使大清帝国的腐朽落后暴露无遗^[参204]。

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欧立德不认为乾隆从一开始就想通过编纂《四库全书》来对学术和文学的发展加以审查。他认为乾隆的初衷是“搜集和保存古今之图书”，以塑造出自己是“文化巨人”的正面形象，尽管乾隆期间的文字狱带来种种乱象，但并非是乾隆一个人的责任，许多文字狱的判罚虽然以朝廷的旗号进行，但这并不能说明大规模的审查得到了乾隆本人的授意。乾隆不出面阻止的原因是因为大清皇帝的皇权实际上并非无限，乾隆无力阻止官僚扩大化文字狱^[参64]。

中国作家张宏杰认为乾隆盛世是一个“饥饿的盛世，恐怖的盛世，僵化的盛世”，是基于少数统治者利益最大化设计出来的盛世。乾隆时代的中国人，是“做稳了的奴隶”，只许有胃肠，不许有头脑。乾隆的盛世监狱精心塑造出来的国民，固然是驯服、听话、忍耐力极强，却无法挺起腰板，擦亮眼睛，迎接扑面而来的世界大潮。英国人一到中国，马上发现中国人远不是传说中的那样，是“全世界最聪明、最有礼貌的一个民族”。他们发现中国人普遍缺乏自尊心，自私、冷漠，对公众事物漠不关心^[参205]。

中国作家易中天说康乾时期：不过帝国制度彻底毁灭前的回光返照，论气度，论胸襟，论精神，均不能与“汉唐气象”相提并论^[参206]。

学者洪振快认为康乾盛世甚至认为“18世纪的中国都不能和中世纪的英国相比”^[参207]。

美国汉学家和历史学家魏斐德指出，清朝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快地摆脱了17世纪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令欧洲君主羡慕的是，在多尔衮，顺治帝和康熙帝奠定的牢固基础上，清朝统治者建起了一个疆域辽阔，文化灿烂的强大帝国，在此后的近两个世纪中，都没有真正的对手能够向清朝的统治挑战^[参208]。

康乾盛世所处的18世纪间的欧洲各国长期流行中国热，欧洲人十分追捧中国。当时的法国启蒙学家伏尔泰称赞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家”^[参209]。他同时相当崇拜并高度赞美同时期在位的乾隆皇帝。^[参210]

日本学界亦尊重和推崇康熙和雍正，有日本学者翻译了《圣谕》，并且称呼康熙帝为“上国圣人”，康熙的训渝《十六条》，以《圣渝广训》书名刊行，天明八年（1788年）并附以雍正对十六条训渝的敷衍释文于书后再次出版。称该训渝“实为万世不易的金言”，对雍正亦称为“希世仁君”^{[参211][参212]}。

清初思想家和政论家唐甄于1690年代初所著《潜书》描述“清兴五十年来，四海之内，日益困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虽年谷屡丰，而无生之乐。”^[参213]，又指出皇帝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认为“自秦以来，凡帝王者皆贼也”^[参214]。另外，唐甄的记载经常被引来论证清代经济的停滞与不景气，然而唐甄指出的是市场缺银，而非物资及粮食供给不足，这种情况在雍正年间已有明显改善^[参215]。

晚明清初学者以及在早年激烈批判清朝统治者的黄宗羲，在康熙时代也逐渐称清朝为“国朝”和清朝的统治为“王道”，在晚年一改“太平有策莫轻题”之初衷，在其著作中称清朝为“圣朝”、“国朝”，称清圣祖为“圣天子”，称清兵为“王师”^[参127]。

1765年，朝鲜使臣洪大容质疑“中国多灾异，民心多动”的传闻，向中国友人钱塘、严诚和潘庭筠打听当时清朝社会的实状。潘庭筠回答：“并无此事。数年前回部抗逆，三年而灭。”严诚则说：“此时太平极盛之世。即有小丑，无聊窃发，皆即时剿灭。如有所谓马朝柱者，叛迹虽著，然大索天下，十年不获。今闻其人已毙伏天诛矣。至于民心，则普天之下，无不感戴，并无骚动之说，江浙尤甚。屡蒙蠲租赐复之恩故也。”洪大容感叹：“我东（朝鲜）亦被顾恤。贡献奏请，事事便宜”；“自康熙以来，待之迥异他藩，有请曲徇。前明时则太监用事，钦差一出，国内震挠。虽然，岂敢以此怨父母之国哉。”另一方面也体会到清朝对朝鲜的“厚往薄来”，他在与钱塘三士（潘庭筠、严诚、陆飞） 的交往中，感到中华文化并未因满族入侵而有太大的变化，他评价三名中国友人“虽断发胡服，与满洲无别，乃中华故家之裔也”，“非吾辈所及也”^[参65]。

在18世纪康乾盛世期间，前往中国的传教士们将当时的中国图景呈现给欧洲人，引来欧洲人对中国的强烈向往。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的100余年间，在欧洲形成了长时间的“中国热”。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中国热”期间，无论是在物质、文化还是政治制度方面，欧洲都对中国极为追捧，以至于在1769年曾有欧洲人写道：“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对中国风的狂热追逐曾经是当时欧洲社会的普遍时尚。这种时尚渗透到了欧洲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日用物品、家居装饰、园林建筑等^[参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