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德国关系

德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代表机构
德国驻华大使馆	中国驻德国大使馆
代表
大使 傅融[1]	大使 邓洪波

中德关系（德语：Chinesisch-deutsche Beziehungen）指中国和德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中德从19世纪末开始进行直接的交流。刚刚完成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参加了八国联军。之后，中德持续了大约30年的合作关系，直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敌对。二战结束之后，德国战败，被分裂为两个国家，即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分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于1949年10月27日和1972年10月11日。1990年，冷战进入尾声，两德统一，中德关系进入迅速发展阶段。目前中德关系被双方定义为“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2]。

17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汤若望。

18世纪最早的中德贸易线从陆路经西伯利亚辗转到达普鲁士王国。为了避免俄国政府沉重的通行税，德国尝试通过海路开拓东方贸易路线，1752年，埃姆登的王家普鲁士亚洲贸易公司（英语：Emden Company）商船“普鲁士国王”号在德国船长格来史克的指挥下抵达广州，成为中德贸易史上第一艘到达中国的德国商船。^{[来源请求]}

1861年，普鲁士派出弗里德里希·楚·艾林波率领普鲁士东亚考察团（德语：Preußische Ostasienexpedition），与清政府参照中英中法《天津条约》，签订了《中德通商条约》，该条约使普鲁士及其代表的众多个德意志邦国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1871年，普鲁士统一德意志，建立德意志第二帝国。1877年4月，大清驻德公使馆落成。

19世纪晚期以前，中国同欧洲国家的贸易一直受控于英国。而普鲁士王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则热切希望在中国建立立足点，以平衡英国的影响。俾斯麦力排众议，为德中的航线设置了奖金。给予奖金的议案于1885年最终通过。同年，俾斯麦派出第一支德国银行业和工业考察团前往中国评估投资机会，这最终促成了1890年德华银行的建立。通过这些努力，德国于1896年继英国之后成为第二大对华贸易国。

在这段时期，与英法不同，德国并没有积极的表现出其对中国的帝国主义野心，而中国政府也将德国视作来帮助中国进行现代化发展的伙伴。1880年代晚期，克虏伯公司作为中国的合同商，负责修筑旅顺港和大沽炮台附近的一系列防御工事。北洋水师向德国订购了主力舰——定远级铁甲舰，以及经远号、来远号装甲巡洋舰。此外，德国军事教官帮助张之洞建立了“自强军”，并协助袁世凯培训了“新建陆军”。

德国对中国的援助不仅限于军事方面，也扩大到工业和技术交流领域。来自西门子公司、克虏伯公司的工程师帮助中国建立了近代的发电厂和钢铁工厂，例如汉阳铁厂。西门子公司的工程师在颐和园中安装了中国的第一批电灯，北京的第一家自来水厂使用的则是德国AEG电机和水泵。

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第一次现代化的努力也告一段落。其后，德国首相俾斯麦对中国所采取相对怀柔的政策，在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时期有翻天覆地的转变，变得更具帝国野心。例如在甲午战争后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德国协同法国、俄国，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此外，在1897年11月发生曹州教案（巨野教案）后，威廉二世电令远东舰队，称“华人终于给我们提供了期待已久的理由和事件。舰队立即驶往胶州南部海岸，占领胶澳地区部分村镇，并采取严厉报复手段”，此事件即胶州湾事件。1898年3月，德国逼迫清朝与其签订《胶澳租借条约》，德国取得胶澳及其周边地区（今属青岛市）的99年租借权，以及山东省的开矿权和铁路铺设权。1898年5月，德国亨利亲王来华访问。

1900年，义和团事件爆发，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被杀，威廉二世旋即下令进行军事报复，中德关系跌落至最低点。事实上，义和团运动最先起于山东省，而山东省正是德国的势力范围。在义和团战争中，威廉二世要求德国军队让德国的声威广布中国，以至于再不会有哪一个中国人敢于对德国人侧目而视^[3]。克林德被杀之后，德国瓦德西将军出任八国联军第二任统帅。

根据1901年的《辛丑条约》，中国向与之交战的11国（参加联军的八国以及未出兵的西班牙、比利时、荷兰）赔款白银4.5亿两，其中德国获得9007万两，占赔款总额的五分之一。此外，清朝还派醇亲王载沣前往德国，就克林德公使被杀一事向德国谢罪，并在克林德被杀的东单路口树立牌坊以示纪念。

中德关系在《辛丑条约》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执掌清朝政权的慈禧太后试图依赖德国的先进工业和技术，实现1898年被她亲手中断的维新运动。在这段时期里，德国对中国法律的影响也很大。在清朝灭亡前夕，中国的改革者仿照日本的先例，参照德国民法典，制订了清朝的第一部民法^[4]。尽管该法典在清朝灭亡前没有得到实施，但它成为随后成立的中华民国在1930年代颁布的民法典的基础，该法典不仅至今仍在台湾施行，而且影响了中国大陆的民法，例如1985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5]。

尽管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中德关系再度变得疏远。其中一个原因是德国在政治上被孤立，最明显的例子是1902年英日同盟的成立和1907年英、法、俄三国协约的签订。正因如此，德国打算在1907年筹备德、中、美三国同盟，但这项建议始终无法成事^[6]。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中德签订《中德商约十三款》^[7]。

1912年，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德国给予中国临时政府600万马克的贷款，并表示可以向中国归还山东的铁路权益。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时，德国在远东并未主动进行有意义的行动，因为它深陷入欧洲战场。德国曾经试图将胶澳地区归还中国，以避免落入日本手上，但是日本威胁中国不得接受这一返还。1914年8月23日，日本加入战争，并成为协约国的一员，开始攻击德国在中国的据点，占领了胶州湾租借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中华民国而北方段祺瑞政府虽在英国授意下欲对德宣战，但却遭到日本与孙文等人的阻挠。3月14日，北京政府正式公告与德国断交（3月3日内阁会议决定）。直到1917年，日本在得到英国、美国、法国的保证，允许日本在战后继续保留前德国在华殖民地和利权的情况下，才同意中国在8月14日对德、奥宣战（冯国璋《大总统布告》）。此后中国军队扣押了停泊在中国各港口内的德国和奥匈商船，并收复了德国在汉口和天津的租界。协约国在中国参战时，曾经保证中国在德国战败后能收回德国在华租借地和势力范围。但是因为孙文处心积虑拖延政府对德宣战，导致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在一次世界大战无功劳，让日本透过《凡尔赛条约》取代德国，占领了青岛和山东半岛。在中国人民都感到被协约国欺骗的情绪下，激发了五四运动。

总体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德关系带来了巨大的伤害，特别是贸易方面。1913年时，在中国有近300个德国商号，但到了1919年，却只剩下2个^[8]。一战期间，中国政府在英国等协约国的压力之下，清理德华银行等德国在华企业^[9]。1919年9月15日，中国宣布终结对德战争。

1921年5月20日，中华民国与德国在北京签署《中德协约》，此为中华民国签署的第一个平等条约^[10]，两国恢复邦交。

1927年，北伐中的蒋中正聘请马克斯·鲍尔等德国军官为军事顾问和教官。

1934年，前德国国防部部队局长汉斯·冯·塞克特任国民政府军事顾问团资深顾问。

1935年5月18日，驻德国公使馆升格为中华民国驻德意志国大使馆，并派驻大使。

1938年2月，纳粹德国承认满洲国，随后4月对中国禁运军火、6月召回驻中国大使、7月撤出军事顾问团。

1941年7月1日，纳粹德国承认汪精卫国民政府。7月2日，重庆（蒋介石）国民政府宣布与纳粹德国断交；10日撤馆。8月1日，中华民国交通部宣布终止和汉莎签订的合同，德方所有股权由交通部冻结，“欧亚航空”成为中国独资企业。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12月11日中华民国对纳粹德国、大日本帝国及法西斯意大利宣战，中德两国正式进入战争状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10月1日成立后，东德在同年10月27日承认，并开始与苏联一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展开援助，成为仅次于苏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大援助国。西德则于1972年10月11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关系正常化。

1956年，陈祖涛为了采购汽车必需的零件和60辆奔驰轿车，与奔驰公司的代表在东德见了面，后来奔驰公司的代表还将陈祖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的代表邀请到了西德，订单也顺利完成，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联邦德国的第一次贸易^[11]。

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声明，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联邦德国的关系正常化。西德在出现经济复苏后，需要开辟海外市场，加上中苏交恶的背景，开始寻求改善对华关系。1964年5月，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和西德驻瑞士大使馆进行了参赞级接触暨首次官方接触^[12]。同年，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的艾哈德在访美期间发表声明称，西德无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贸易协定或建立外交关系^[13]。第一次接触就此结束。

1969年勃兰特上台后，开始推行“东方政策”。当时中苏关系紧张，勃兰特由于担心得罪苏联，会影响其“东方政策”，便决定“先苏后华”，要在《莫斯科条约》签订之后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但当时在野的基民盟却通过决议，要求联邦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尽快建立外交关系，不必考虑苏联的态度^[13]。1972年尼逊访华之后，基民盟领导人之一、时任联邦议院外委会主席施罗德提出了访华愿望。勃兰特政府也向中方发出了愿谈判建交的信息^[12]。由于施罗德是反对党人士，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出面邀请施罗德在1972年7月14日到28日访华^[13]。

1972年7月，施罗德应邀访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来访的首位西德重要政治家。施罗德在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谈话中表示，鉴于中美关系缓和，西德与苏联关系缓和，东西德准备加入联合国（英语：Germany and the United Nations），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联邦政府和在野党都主张两国就建交问题进行谈判。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以外交学会副会长的名义与施罗德主席共同签署内部谅解，声明两国政府都有早日建交的愿望，并商定通过双方驻第三国的外交代表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12]

7月22日，新华社驻波恩分社社长王殊被紧急召回北京并受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接见^[13]。8月，中国外交部授权王殊为中方谈判全权代���，德方谈判全权代表是西德外交部政治司司长冯·史塔登。8月17日上午，时任中国驻东德使馆二等秘书兼新闻专员的梅兆荣偕一名机要员和一名报务员，带着四百多斤的收发报设备，乘坐一辆大众牌面包车穿过东西柏林之间的查理检查站，前往西柏林机场。在西德外交部官员的陪同下，梅兆荣一行飞抵科隆，然后乘车前往波恩，当晚六点便和北京建立了通讯联系^[13]。8月18日至9月25日，双方就建交相关的问题进行了八轮会谈，进展总体顺利。29日，双方代表草签了建交公报。10月，联邦德国副总理兼外长瓦尔特·谢尔应邀访华。10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姬鹏飞和谢尔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中德建交公报^[12]。

1990年10月3日两德统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保持友好关系。

2008年德国罗伯特·博世基金会创立中德媒体使者专案，并得到了德国前外交部部长弗兰克-瓦尔特·施泰恩迈尔博士的支持。通过该项目，罗伯特·博世基金会每年向年轻的中国和德国记者颁发十六份奖学金。获得奖学金的两国记者被邀请到对方国家逗留三个月。他们首先在与基金会合作的汉堡大学国际媒体中心，或北京清华大学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培训课程，然后在对方国家的媒体（出版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编辑部或网络媒体）继续为期两个月的实习。同时他们也作为驻外记者为本国媒体进行新闻报导。该项目的奖学金金额为每月1,200欧元。

2017年总理默克尔在气候变迁议题上的重要幕僚萨赫说：“我们的领袖明确体认到目前需要德国和中国共同领导，预料两国在对抗气候变迁方面将能强有力地合作”^[14]。德国总理默克尔任内已10次访华，创下西方在任领导人访华次数之最。2016年起中国大陆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德贸易额占中国与欧盟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

2022年11月4日，德国联邦总理朔尔茨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邀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成为至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以来首位访华的七国集团成员国国家领导人^[15][16]。

2023年4月，德国外长安娜琳娜·贝伯克访华^[17]。5月，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访问德国^[18]。

2023年6月6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拉尔斯·克林拜尔访问中国并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举行了会晤。6月7日，克林拜尔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中国是欧洲的一个重要伙伴”^[19][20]。

2023年6月14日，德国出台首份《国家安全战略》，在德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把中国定义为“合作伙伴、竞争者和系统性对手”^[21][21]。

2023年6月18日至21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访问德国，这是李强就任中国国务院总理以来的首次出访^[22]。19日，李强受到德国总统弗兰克-瓦尔特·施泰恩迈尔的会见^[23]。20日上午，李强和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共同主持第七轮中德政府磋商会^[22]，20日下午，中国总理李强和德国总理朔尔茨共同出席第十一届中德经济技术合作论坛和中德企业家圆桌会^[24]。在德访问期间，李强还同德国工商界代表举行座谈会，参观宝马世界，西门子公司总部^[25][26]。

2023年7月，据德国《商报》报导，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认定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应被“视为中国情报机构的一部分"，指出德国政界人士及行政部门员工如与中联部及其人员接触，将可能触犯德国《刑法》第99条之规定（属于情报人员活动的刑事犯罪）。理由是该局认定“中联部事实上也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报部门一样运作”^[27]。

2024年4月25日至27日，德国巴伐利亚州州长、基督教社会联盟党主席马库斯·索德尔访问中国大陆，期间到访四川省成都市和北京市，并在北京受到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的接见^[28][29]。

2024年4月14日至16日，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德国联邦总理朔尔茨携同环境、农业、交通3名内阁部长及包括多个企业高管的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14日参观了重庆市，15日到上海市并在同济大学发表演讲，16日上午于北京会见国家主席习近平。^{[30][31][32][33]}

2023年，德国和中国的双边贸易额达2531亿欧元，中国连续第八年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国，但与2022年相比，2023年中德双边贸易额下降了15.5%^[34]。2021年，中国是德国最大贸易伙伴，同时德国也是中国在欧洲的最大贸易伙伴^[35]。中国是德国最大进口来源国，第二大出口目的地国，2021年，中德双边货物贸易额达2454亿欧元。截至2019年，德国在华累计设立企业达到10834家，累计实际投资额350.5亿美元，德国是欧盟对中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投资主要集中在化工、石油、橡胶和塑料，工业、电气和电子机械，运输制造业等领域。而中国累计对德国直接投资达142.3亿美元，德国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第三大欧洲目的国^[36][37]。2024年1-3月，美国超越中国，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38]。

2023年，在德国整体对外国直接投资额从2022年的1700亿欧元，下降为去年的1160亿欧元的情况下，2023年德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增长了4.3%，达到119亿欧元，创下历年最高纪录。对华投资占德国整体对外国直接投资额的10.3%^[39]。

2022年10月26日经过争议和谈判后德国内阁批准了中远集团参股汉堡港集装箱码头的相关投资案，但参股份额由原计划的35%降至24.9%，且限制中远集团对码头的战略及人事业务的参与^[40]。基于新入股协议的各种限制，中远集团未明确表示是否会继续完成参股行动^[41]。2023年4月12日，汉堡港福地码头被德国信息技术安全局列为关键基础设施^[42]。2023年5月10日，德国政府正式批准中远集团以最高参股份额为24.99%的条件下入股德国汉堡港^[43]。

在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联邦德国建交谈判时，德方要求中方确认西柏林及其公民对外由联邦德国政府代表，并且希望由书面文件确认。中方鉴于国际上对西柏林地位有争议，包括美英法三个占领国也不承认西柏林是联邦德国的“宪法组成部分”，自然也不能在法律上承认，但表示中国在具体问题上将按照实际存在的状况处理。对中方的这个表态，德方原则上表示“满意”，但仍要求签署书面文件，以便向议会交代，中方不同意。最后达成的妥协是：在草签公报时，德方宣读中方在谈判中口头表达的立场，中方不予反驳，宣读的措辞事先经中方认可。^[13]

在中德建交谈判时，西德曾提出其国名“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的译名不应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而是“德国联邦共和国”，因为“Deutschland”是名词，而“Deutsch”是形容词。作为中方代表助手（后担任驻德大使）的梅兆荣指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这一译名已得到公认，“Deutschland”翻译为“德国”没有问题，而“德国联邦共和国”不符合中文的习惯。随后，德方又提出参照波兰（Poland），以“德意志兰联邦共和国”作为译名，梅兆荣亦表示反对。之后，德方代表在正式谈判时明确表示，德方放弃修改国名中文译法的意见，但希望中方今后在正式文件中，提到联邦德国时按照《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的规定书写。^[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