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后大借款

善後大借款是1913年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向英、法、德、俄、日五國銀行團的一次大借款，款項高達二千五百萬鎊，年息五厘，分47年偿清，以解決政府的國庫空虛問題。^[1]

武昌起义之后，孙中山在回国前，就曾经找过美、英、日等列强商洽借款事宜，但列强并不看好孙中山的政治资本而加以婉拒。1911年12月孙中山抵达上海对记者表示借款失败，称：“我空着两手回来，可是我带回来国人最需要的东西，就是革命精神。”^[1]

善后大借款谈判始自1912年2月，最早英国的汇丰银行、法国的法兰西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及美国银行，前後歷時一年，談判官员三易其人，最早為唐绍仪，唐绍仪曾試圖向比利時某財團借貸借得一百万英镑，但不成功，唐因此下台，後由熊希龄接任。5月12日，銀行團的七項辦法進入國會審議，垫款章程签订后，立刻遭到强烈反对，革命党人反对尤烈。熊希龄谈判破裂后，总统府内曾设立了财政委员会，主持另辟借款途径，美国在3月20日退出银行团，並奖励个别对中国的投资。善后借款的条件過於苛刻，合同規定以盐税、海关税等作抵押，盐税徵收由外国人协管，银行团在垫款七条之外，又提出非經五大銀行團同意，不允许地方各省自行借款等特別規定。以致遭各界人士的极力反对。参议院正副议长张继、王正廷求见袁世凯，袁拒不接见。

1912年8月，孙中山应袁世凯之邀抵京共商国是。在京期间，孙袁两人切磋借债问题，孙中山称：“目下财政极端困难，势不能不借外债，以济眉急，唯不可借���，致启政府侈肆之心。”^[2]

1913年4月26日夜至27日凌晨，赵秉钧、陆征祥、周学熙等在北京东交民巷汇丰银行大楼签署《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借款总额2500万英镑，换算各国货币是：德国51125万马克，法国63125万法郎，俄国23675万卢布，日本24490万日元，发行价格九扣，实收八四扣，实际借到不过2100万英镑，再扣除前債600万镑，省債280万镑，另還有各國損失賠償200萬鎊，實得不过债面40％。事件在社會上引起巨大震動。國民黨人等認為袁意在擴張北洋軍隊^[3]，而借款未經現任國會批准屬非法。5月初，國民黨員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通電反對貸款。

黎元洪居中斡旋，希望化解北京及國民黨之爭。6月，北京免除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三人的都督職務。之後袁世凱以江西湖口“匪党谋乱”为藉口，派北洋軍第六師李純部進入江西，二十四团团长张敬尧於5日进至九江附近沙河镇，与赣军林虎旅交火。孙中山见战火迫在眉睫，发动二次革命。7月8日，李烈钧奉孙中山之命潜抵湖口，发布讨袁檄文，痛斥“袁世凯乘时窃柄，帝制自为，灭绝人道，暗杀元勋，弁髦约法，擅借巨款……近复盛暑兴师，蹂躏赣省，以兵威劫天下”。7月18日，陈炯明在广东宣布讨袁。二次革命後，善後大借款終於強行通過。

善後大借款是北洋政府不得不然之舉，辛亥革命之前，清政府早已破產，熊希龄回憶當時，“南京库储仅余 3 万，北京倍之，不及 6 万。”武昌起義之後，孙中山在回国前，就曾经找过美国、英国、日本等列强商洽借款事宜，但列強並不看好孫中山的政治資本而加以婉拒。孙中山回国后在有记者问他带回了多少款項时，只好以帶回“革命精神”搪塞。

北京政府本来就已濒临财政破产的边缘，一时又无法打开国内财源，所以只好向外国告贷，当时的第一个借款要求，是南京政府提出的，并不是北京政府。当时由孙中山主导的南京临时政府仍在执行职务，其中就包括外国谋求借款。

• 《熊希龄先生遗稿》
• 马陵合《垫款问题与民国初年政治的动荡》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中國政府善後借款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