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立主義

作為一種外交政策，孤立主義一直飽受爭議。一個國家是否採取此種政策對該國各方面的發展以及人民生活都會產生巨大影響。

今天所有的西方發達國家都依賴於全球經濟。儘管也有人指出如果獨立於這個經濟模式之外可能會有一些潛在的好處，但典型的反例就是工業時代以前的傳統農業經濟模式。國家或地區之間能夠互通在一般情況下總是利大於弊的，經濟與文化的交流促進社會的發展。大部分學者認為，孤立主義對貿易的封鎖將導致人民生活更加貧困（北韓）。

不過在另一方面，軍事上的不干涉政策總體上是有益的。它既節約了軍費，又降低了（主動發起的）戰爭風險。

1633年起，江戶幕府開始頒佈鎖國令，禁止與西方國家的貿易，只有中國、朝鮮和荷蘭除外。

直到1854年被迫開放國門、1868年江戶幕府被推翻後徹底廢止為止，日本歷經了200餘年的孤立狀態。這項政策一方面免於日本受到外部世界的影響，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日本的落後。最終，經過美國海軍將領培里強迫日本開國之後，明治維新使日本徹底擺脫了這項國策，並通過全速從西方引進先進技術與文化實現了日本的近現代化。

然而經過更為深入的研究，近代日本學者普遍認為江戶幕府所實行的對外政策並非實質上的「鎖國令」。

朝鲜王朝在17世紀被清軍打敗後自我封閉，到19世紀後被迫重新開國。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自1948年建國及朝鮮戰爭以來至今，一直奉行近代至今世界上最嚴格的鎖國政策，北韓政府對該國國民的各種行動採取極端嚴格限制，基本上除了脫北者和被北韓政府委派到外國工作人士外，所有北韓人一生人之中幾乎沒有機會離開北韓，北韓人甚至在國內旅行自由也是不被允許的，因為北韓人要從其居住地的道去首都平壤必須得到通行証才可搭乘火車或巴士到平壤旅行/工作/探親等。而對於外國人進入北韓，則必須參加旅行團並會安排導遊甚至軍人嚴格監視行動，並給予許多旅遊限制。在通訊上，北韓人的手機及網路的通訊被禁止或嚴格管制，網路是不與全球互聯網聯繫的，而自己建立了「光明網」，北韓是全球唯一一個互聯網黑洞。北韓的鎖國政策為了是控制其本國國民的思想與交流，近年北韓政府管制國民接觸外國娛樂資訊亦愈趨嚴格，例如北韓政府嚴禁國民觀看南韓和美國劇集甚至到了2024年夏季金正恩更下令禁止中國和香港的電視劇、電影和娛樂節目在北韓播放，違法者極可能會勞改和處決。

北韓實施鎖國政策，貿易對象僅限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蘇聯與部分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匈牙利、東德等），北韓得以藉由前蘇聯控制下的經貿同盟「經濟互助委員會」所提供的低價之「優惠價格」與北韓之邦交國進行貿易。後來因為蘇聯解體、東歐劇變造成經濟互助委員會解散，北韓也因此債台高築，甚至也得用「以物易物」的方式償還與北韓貿易的債權國之間的債務。鄰近的中國與韓國雖然有伸出援手以經濟和人道援助的方式幫北韓解決民生與外債問題，但北韓至今仍處於入不敷出的情況。另外，在北韓「先軍政治」的基本國策中，任何資源的配給都優先給予朝鮮人民軍，而民眾被分到的剩餘資源與糧食十分稀少，故北韓坊間經常上演野有餓莩和饑荒的慘況。

1991年蘇聯解體，北韓失去國際間軍事及經濟援助；由於朝核問題逐漸浮上枱面，聯合國實施了針對北韓的經濟制裁。1990年代後半葉，北韓開放了少數觀光客的定點觀光，而觀光客的活動範圍僅限於這些指定地區和城市，分別有首都平壤、長白山附近的三池淵、古城開城、南北韓非軍事區板門店、中朝最主要過境點新義州、羅先、海州市、沙里院市、南浦特別市、平城市、元山市、咸興市、清津市、會寧市、妙香山、七寶山、金剛山地區，同時北韓方面對外商開放少數地點（如羅津、新義州）給外資企業進行少量投資，外資主要來自中國、俄羅斯、南韓等國。韓國已故總統金大中和前任總統文在寅曾對北韓實施了「陽光政策」，並進行一連串的會談與經貿合作，但無法阻止北韓持續發展核武且無法驅使北韓進行改革開放。

中國曾實行孤立主義長達四百多年。明朝在明成祖至明宣宗的鄭和下西洋（1405－1433）後，實施海禁，並在北方修建明長城，是明朝鎖國的象徵。到隆慶年間出於財政壓力和打擊海上倭寇問題等原因，明廷進行小範圍解除海禁，於隆慶元年（1567年）開放月港一處港口進行貿易^[1][2]。

清朝則於順治十二年（1655年）為防範明鄭勢力，正式下令海禁。順治十八年（1661年）更是下令要求江浙粵等省居民內遷三十到五十里^[3]。康熙十七年（1678年），朝廷再次下令內遷。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攻下台灣，次年解除海禁，允許民眾出海貿易，並指定廣州、漳州、寧波、雲台山四個口岸為通商口岸。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開啟南洋海禁，封禁與南洋往來貿易。雍正元年（1723年）因與羅馬教廷間有關中國禮儀之爭的白熱化，雍正帝禁止天主教，不許外國傳教士進入中國國內傳教，並限制貿易。雍正五年（1727年），清廷解除南洋海禁，但嚴令出洋貿易民眾必須三年內回國。到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乾隆帝一道聖旨從京城傳到沿海各省，下令除廣州一地外，停止廈門、寧波等港口的對西洋貿易，這就是所謂的「一口通商」政策。

明朝海禁主要是因為海盜侵襲以及防範張士誠、方國珍等勢力反撲^[4]。而清朝海禁原因主要有兩條^[4]，一是因為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對外來商品需求量小，二是害怕人民與外界接觸後推翻清廷的統治。

儘管明朝在明末失去了對海上貿易的控制，但海上走私^[5]貿易仍持續發展，鄭氏集團的規模為此提供了充分證明，更有大量貧苦民眾加入走私集團^[6]。清代康熙開海後，海上貿易量仍然保持着持續增長，康熙開海後的清代對海上貿易的監管較前代有效得多，相對於未進入官方視野的「走私貿易」，「合法貿易」的比例有所提高，這一時期海上貿易數量亦有持續增長的趨勢，無論進出口商船和噸位數量，主要商品數量和種類，主要貿易對像國的貿易量，白銀流入量，進出口總值以及海關稅收，都體現了海上貿易的增長^[7]。

中國歷史研究院旗下的《歷史研究》則將海禁定義為「維護國家安全、防範西方殖民侵略」的「自主限關」政策，而非一般認為的「閉關鎖國」^[8]。

乾隆年間英國使臣馬戛爾尼曾經向清朝提出六項要求，當中包括：

1. 將貿易擴展到舟山、寧波和天津；
2. 依照俄羅斯人之先例，允許英商在北京設立貨棧，以銷售貨物；
3. 在舟山附近指定一座小島供英商居住、存貨和停泊船隻；
4. 在廣州附近指定一小塊地供英商居住，並允許其自由來往廣州和澳門；
5. 取消或降低廣州與澳門之間的關稅；
6. 明確訂定並公開英商應繳的稅額，不另加徵收^[9]。

乾隆帝隨之覆書批駁英國使臣的要求，並表示「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10]。到了嘉慶十四年（1809年），清廷出台《民夷交易章程》^[11]，而道光十一年（1831年）則下達了《防範夷人章程》和《八條章程》等等。進行廣州的外貿進行進一步限制，並嚴令外商到指定地點居住，不允許私下接觸民眾。到1842年鴉片戰爭結束並簽訂《南京條約》之後，清廷海禁正式結束。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對外交流多與社會主義國家交流，極少與非社會主義國家交流，且其交流多出於官方形式而非民間。1960年代中蘇交惡及文化大革命以後，鎖國政策達到高峰，與周邊國家的外交關係十分惡劣，毛澤東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則認為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主動孤立和封鎖中國。^[12]

1970年代，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取代中華民國政府在聯合國的中國席位及代表權，並與美國等一系列的西方國家建立外交關係後，其外交政策逐漸改變。1978年改革開放後，中華人民共和國逐步拋棄鎖國政策，從開放外資合作建設工廠，到外國餐飲企業在華開設分店（如麥當勞、肯德基），以及最終全面開放外國商品進口。時至今日，中國公民可以相對自由地出國旅遊，而外國人也可以相對自由的在除西藏自治區以外的中國大陸地區旅遊。

在外交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自韓戰停火後至今一直奉行的外交國策，這些政策在廣義上亦屬於孤立主義。韓戰後，除小規模邊境衝突外，中國僅參與過一次大規模的對外干涉戰爭，即在越南戰爭期間秘密派遣志願軍援助北越對抗美軍為首的聯合國軍。

1999年之前，不丹禁止電視和互聯網以保護其文化、環境、身份等。最後，吉格梅·星·旺楚克解除了對電視和互聯網的禁令，宣佈將政權移交給其兒子吉格梅·凱薩爾·納姆耶爾·旺楚克後，不丹正在轉變為民主。^{[來源請求]}

緬甸於二戰結束後正式獨立，而緬甸軍政府長期實施軍事化統治。雖然軍政府曾在1990年實施國會大選，但軍政府當局否認對其不利的選舉結果，並長期軟禁昂山素姬，因而遭到西方列強與東南亞國協疏離，不過緬甸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仍十分良好，中國亦被認為是緬甸軍政府最大的後盾。

後來緬甸軍政府領導人兼獨裁者丹瑞於2011年將權力移交給同為軍方背景的文人政府總統登盛，為了參與東盟事務，緬甸開放外交政策，當局發佈大規模的特赦令，並逐步拋棄鎖國政策，減少反西方宣傳與傳媒暨網絡管制。及後2015年緬甸民主領袖昂山素姬贏得上、下議院大部分選票，成功走入政府領導國家。昂山素姫積極發展美國及西方國家關係，並開放旅遊業、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出境自由，令緬甸南部區域完全脫離鎖國狀態。

但自2021年緬甸政變之後，敏昂萊重新限制了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等，緬甸南部再度回歸鎖國狀態。

各大民族地方武裝都一定程度實行鎖國政策，以此抵抗緬甸政府。

1975年紅色高棉執政期間，實行極左的斯大林-毛澤東主義，僅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四個「友好國家」，其中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非常友好，是當時最親中的國家，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封閉的國家之一。其與蘇聯、美國、越南（1977年之後）和老撾交惡。1978年底，柬越戰爭爆發，紅色高棉政權在1979年1月倒台，其執行的鎖國政策也隨之終止。

阿爾巴尼亞勞動黨領導人霍查掌權期間，長期奉行極左的斯大林主義路線和強硬的霍查主義路線，當時與西方各國關係極其惡劣，又先後與南斯拉夫、蘇聯乃至中國交惡，而且當時霍查政府也不允許國民擁有私家車和出國旅遊，導致阿爾巴尼亞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封閉的國家之一，更有歐洲北韓之稱(目前該稱號已被土庫曼取代)。

1985年4月霍查病逝，他的勞動黨接班人拉米茲·阿利雅上台。雖然阿利雅宣稱繼續維持霍查的路線，但作出了一些調整：建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改善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

1990年，隨着東歐民主化浪潮抵達，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政府開始崩潰，阿利雅政府開始尋求與美國和蘇聯正常化，亦因此相隔40多年重新開放國門讓國民出國移民/旅遊。最終阿爾巴尼亞在1991年勞動黨政府倒台前夕實現了與美蘇的邦交正常化，勞動黨亦於民主化運動後被解散。阿爾巴尼亞此後擺脫了外交孤立和封閉並轉為親西方和美國，推行40多年的嚴厲鎖國政策就此結束。

民主化以後的阿爾巴尼亞政府開始全面開放旅遊業，以及保障自由經濟市場、言論自由、宗教自由等範疇。儘管在1997年曾經發生1997年阿爾巴尼亞內戰，但往後至今阿爾巴尼亞治安和局勢已基本上穩定下來。由於阿爾巴尼亞開放旅遊業之後多了不少國際旅客來訪，加上新政府使原有的阿爾巴尼亞多元文化活動推廣，更被旅遊雜誌孤獨星球選為2011年全球最佳旅遊國家。

蘇聯採取措施將其與第一世界隔離，包括文化上的隔離。使用所謂的鐵幕，他們試圖保持自己和衛星國的衛星狀態在自己的干預力量，沒有中斷干預或來自其他國家的干預。1985年戈巴卓夫上台後，蘇聯開始逐步拋棄鎖國政策。隨着東歐民主化浪潮席捲東歐國家，各國政府紛紛作出民主改革和開放政策或原共產政權被人民推翻（如1989年羅馬尼亞革命）。而蘇聯本身也於1991年正式解體，加上原本由蘇聯加持的蘇聯加盟共和國亦已逐一脫離蘇聯獨立，標示鐵幕的概念已經完全消失。

自1515年馬里尼亞諾戰役以來，瑞士一直保持中立的外交關係。瑞士沒有參加任何一次的世界大戰，它在2002年加入聯合國，在加入時只留下梵蒂岡城作為最後得到廣泛承認的非聯合國會員國。瑞士不是歐盟或歐洲經濟區的成員國，瑞士人仍然反對瑞士成為歐盟成員國。但瑞士在2008年加入了神根公約。

2014年2月，瑞士全民投票，限制移民和重新引入來自歐盟的外國人的配額。

光榮孤立是19世紀晚期英國追求的外交政策，由班哲文·迪斯雷利與羅拔·蓋斯科因-塞西爾（索爾茲伯里侯爵）擔當首相時所主導。此名詞其實是由某一位訪問英國的加拿大國會議員所提出，讚揚英國積極不干預歐洲大陸事務。

在各個時代，英國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標就是保持歐洲大陸均勢，不容任何力量破壞這和諧局面。

而第二個目標就是保護英國在海外的殖民地與自治領，皆因自由貿易對帝國發展極為重要。通過殖民地的海路，尤其是連接英國與印度的蘇彝士運河，也不可缺少。

光榮孤立之策，可見於英國拒絕加入永久性聯盟或是與其他強國定下盟約之舉。在另一方面，她又重視自己在海外的殖民地保護國與附屬地。同時，在沒有英政府的直接管理之下，殖民者借成立勢力範圍與附屬國而建立了非正式帝國。其實，殖民地並不一定是國家主動建立的，而這情況在其他帝國中也有出現。

德國統一後，俾斯麥借用同盟制度牽制法國，防止後者報仇。他先後成立了三帝同盟、德奧同盟與在1882年與奧地利和意大利締結的三國同盟。

德國在工業與軍事上迅速崛起，令英國憂心。在德國海軍上將阿爾弗雷德·馮·提爾皮茨倡導下，德國大力擴張海軍，更令英政府大感頭疼。甲午戰爭後，中國被迫割讓遼東半島。但三國干涉，迫使日本把遼東還給中國。事件中，德國與法國和俄國共同干預中日關係，英國卻對此事無能為力，令英國輿論質疑光榮孤立是否仍應繼續。而在東方，日本也因此事有感委屈，認為只有與一歐洲強國結盟，才能確立她作為世界強國的地位。

最後，兩國終於在1902年結成英日同盟，正式結束英國的光榮孤立。英國與歐陸國家關係正常化，此可見於1904年的英法摯誠協定與1907年的英俄同盟。結果，1907年後，三國協約與三國同盟鼎足而立，大大增加戰爭爆發的機會，是一戰最後發生的重要因素。

其實，索爾茲伯里從未用光榮孤立���形容他的外交政策，甚至曾經反對使用這種詞彙。這是因為英國當時仍然與歐陸國家有經貿往來，雙方關係千絲萬縷，所以英國從未自甘孤立。索氏也認為，如果英國冒險切斷與歐洲事務的聯繫，將會十分危險，故此孤立絕對不光榮。

2016年6月23日英國舉行脫歐公投，結果顯示52%選民支持脫離歐盟，很多人都形容英國決定脫離歐盟的舉動是「光榮孤立」的復辟。

美國孤立主義外交政策形成於建國初期，並成為很長一段時間內美國力主推行的對外政策，所奉行的是由國父華盛頓所確立的孤立主義原則。他說：「在擴大我們的貿易關係時，美國應該儘量少同外國發生政治上的牽連。」^[13]

十九世紀初，美國出現「門羅主義」，美國將會以戰爭阻止歐洲列強干預拉丁美洲，同時對歐洲列強之間的戰爭保持中立，也是孤立主義的一種表現，但也為美國至此介入拉丁美洲國家的內政。

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美國保持中立，同時向交戰雙方出售武器，1917年參加協約國陣營，由於歐洲在一戰中遭受了巨大傷亡，美國政府在1920年代開始重新奉行孤立主義，決心不再參與任何在歐洲發生的軍事衝突。當時的孤立主義導致嚴格的關稅制度，這被認為是後來大蕭條的一個重要原因。

1930年代美國國會通過了《中立法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美國逐漸傾向於同盟國，並在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後完全放棄了這項國策。戰後，美國扮演着世界警察的角色，外交上奉行干涉主義政策，並對非民主國家以各種手段輸出民主主義，俗稱「民主外送」。

在當勞·特朗普擔任美國總統期間，其奉行的「美國優先」為主旨的杜林普主義被外界視為孤立主義的新演變。

1959年菲德爾·卡斯特羅推翻了親美的巴蒂斯塔政權後，建立了既不從屬於原宗主國西班牙，也不聽命於美國的獨立政權，1961年美國中央情報局派出1500名僱傭兵入侵豬灣，企圖推翻卡斯特羅的獨立政權，遭到失敗。此舉造成古巴投向蘇聯陣營，建立社會主義政權。而美國下令禁止進口古巴的甘蔗，曾對古巴外貿造成衝擊。

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爆發，卡斯特羅默許蘇聯在古巴建立中程彈道飛彈陣地，引起時任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震怒，並下令派軍團團包圍古巴海域；而運載飛彈原料的蘇聯運輸船隊為了避免核戰爆發，主動掉頭駛離古巴沿海，並在甘迺迪與赫魯曉夫之間的熱線電話中解決了這場即將演變成世界大戰的紛爭。

此後由於古巴受到美國的威脅，加上盟友中華人民共和國、蘇聯鞭長莫及，國際糖價走低等原因（糖業為古巴重要產業），古巴的對外貿易長期低迷；但從1995年改革後，古巴逐步加強與其它國家，尤其是歐洲和拉美國家的聯繫，旅遊觀光業得以重振，逐漸成為古巴第一大產業。外國公司也逐步可在古巴部分領域進行投資。後因卡斯特羅病重，改由其弟勞爾·卡斯特羅接班，並逐步開放原物料與網絡的限制。

早年由荷蘭移民後裔的波耳人（即阿非利卡人）統治南非的時代，南非當局實施了種族隔離政策。此舉涉及種族歧視及打壓人權，因而引起其他國家的強烈不滿，並對南非當局實施經濟制裁與武器禁運。自1964年起，國際奧委會對南非實行禁止參加奧運會的處罰。

1990年，納爾遜·曼德拉獲國家總統費德歷·威廉·德克勒克釋放後，國際社會逐步解除對南非的經濟制裁與武器禁運。1992年，國際奧委會解除對南非的禁賽處罰。1994年，曼德拉當選為南非首位黑人總統，意味着南非種族隔離政策正式終結。隨後，其他國家也恢復了與南非間的往來，並對南非的一連串制裁措施解禁。

1948年猶太人建立以色列以後，由於驅趕了巴勒斯坦的穆斯林而遭到周圍阿拉伯國家敵視，先後爆發了1967年的六日戰爭、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等大小戰役；後來阿拉伯產油國家為了報復向來偏袒以色列的歐美列強，就聯手發動了石油禁運並爆發石油危機。由於石油危機的影響，除美國以外的國家不得不對以色列實施武器禁運。

1993年，以色列總理拉賓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領袖阿拉法特在美國總統克林頓的主持下，於大衛營展開和解會晤，暫時緩解了以阿間的緊張情勢；後來以色列又面臨了哈瑪斯、真主黨、復興黨等伊斯蘭恐怖主義敵對勢力的武力威脅。伊朗、敘利亞及沙地阿拉伯亦未消除對以色列的敵對關係，並至今拒絕承認以色列。而以色列在內塔尼亞胡上任後，開始對外進行強硬的外交政策。

1979年霍梅尼發動伊朗伊斯蘭革命罷黜親美的巴勒維王朝，並入侵美國駐伊朗大使館挾持人質後，使美國與伊朗斷交，在此同時伊朗轉而跟前蘇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了密切的政、經、軍、外交關係；而伊朗的主要宗教是什葉派，跟其他阿拉伯國家所信仰的遜尼派有意識形態的衝突，因而遭到同為伊斯蘭國家的遜尼派國家所排擠，無法在中東立足以確立中東強權的地位；近年來發生了伊朗核問題，造成向來與伊朗立場相左的以色列、伊拉克與沙地阿拉伯緊張。

1917年布爾什維克革命過後^{[來源請求]}，西方國家^[誰？]對蘇聯採取敵視政策^{[來源請求]}。

引用

來源

• Barry, Tom. "A Global Affairs Commentary: The Terms of Power," Foreign Policy in Focus, November 6, 2002, University Press.
• Berry, Mary Elizabeth. (2006). Japan in Print: Information and Nation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ISBN 9780520237667; OCLC 60697079
• Chalberg, John C. (1995). Isolationism: Opposing Viewpoints. San Diego: Greenhaven Press. ISBN 9781565102231; OCLC 30078579
• Craig, Albert. (1961). Chōshū in the Meiji Restor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ISBN 9780674128507; OCLC 413558
• Glahn, Richard Von. (1996). Fountain of Fortune: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000–17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ISBN 9780520204089; OCLC 34323424
• Graebner, Norman A. (1956). The New Isolationism; a Study in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Since 1950. New York: Ronald Press. OCLC 256173
• Jansen, Marius B. (1961). Sakamoto Ryoma and the Meiji Restor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OCLC 413111
• Nichols, Christopher McKnight (2011). "Promise and Peril: America at the Dawn of a Global Ag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OCLC 676725368
• Nordlinger, Eric A. (1995). Isolationism Reconfigure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or a New Cent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ISBN 9780691043272; OCLC 31515131
• Smith, Thomas C. (1959). The Agrarian Origins of Modern Jap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OCLC 263403
• Sullivan, Michael P. "Isolationism." World Book Deluxe 2001. CD-ROM.
• Toby, Ronald P. (1984). State and Diplomacy in Early Modern Japan: Asia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kugawa Bakufu.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ISBN 9780691054018; OCLC 9557347
• Washington, George "Washington's Farewell Address 1796." Yale Law School Avalon Project, 2008. Web. 12 Sept 2013.